2011 年春，谷歌一个保密项目的工程师小组收到了同事的一封电子邮件。
信上说，Anthony 将被解雇。事情终于发生了。
作为该公司最具才华与名气的员工之一，Anthony Levandowski 被认为玩过火了。关于他的谣言开始在公司总部的咖啡吧内散布开来。
Levandowski 是一位极有天赋的工程师，他经常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观点，谈论有关机器人的未来。
他的外型极易辨认：身高 6.7 英尺，每天穿着同一身衣服——牛仔裤和灰色 T 恤——在硅谷看来，这表明他更喜欢把有限的认知精力花费在更为崇高的追求上。
他经常被邀请参加公司的脑暴会议，并以技术改变世界的尴尬说教而广为人知。他魅力非凡，也使某些人感到厌烦。
正是 Levandowski 和他的同事们说服了谷歌的领导层，花费数百万美元发明自动驾驶汽车。
4 年前，谷歌雇佣了 Levandowski 和其他一些参加「DARPA 大挑战赛」的机器人专家。这项自动驾驶比赛由政府赞助，横跨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之间的沙漠地带。
大多数参赛者制造的都是自动驾驶汽车，而 Levandowski 却制造了一辆名为 Ghostrider 的自动驾驶摩托车。
他后来承认，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希望以新颖性来引起媒体关注。
虽然 Ghostrider 的表现相当令人遗憾，在离起跑线几英尺的地方抛锚了，但从任何其它方面来看，它都取得了成功：Levandowski 在创作方面的胆识，加上他在吸睛方面的才华，使他成为那场比赛的明星。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购了 Ghostrider 作为其永久藏品。2007 年，27 岁的 Levandowski，有且仅有一张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工程学硕士文凭，在谷歌找到了一份年薪数百万美元的工作。
那时，谷歌希望通过逐向导航功能来主宰导航服务市场，帮助城市居民找到去杂货店或健身房的最快路线。
Google 当时笃信，随着智能手机的成熟，用户会很乐意交出自己的位置及目的地信息。
这对于一家致力于销售定向广告的公司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为了完善该软件，Google 需要真实的环境信息：道路上限速标志的确切位置；对出口匝道易行程度、突然变道需求的人眼视觉水平的评估。
Levandowski 和他的「大挑战赛」队友们开发了一种方法，只需拼接成千上万张地表景观的照片，然后将它们与 GPS 坐标结合在一起，从而在山丘与河床之间绘制出一条可通航的自动驾驶路径。
这项技术可被用来绘制城市街道，不过首先需要有数百万张最新的城市景观照片。
在 Levandowski 加入谷歌后，他计划派数百辆装有照相机的汽车去拍摄美国的道路。
然后，他遭遇了谷歌的官僚主义。
这家公司成立还不到 10 年，但已拥有将近 17000 名员工，其中包括一大摞中层管理人员。
Levandowski 最近告诉我，「他们想要我们的原因之一是，拉里·佩奇知道我们不好管理。」
作为谷歌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佩奇经常抱怨公司已经变得臃肿不堪，并且已经失去了当初推动公司成功的黑客心态。
在 Levandowski 来的时候，谷歌的官僚层正处于上升阶段。
「招聘可能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Levandowski 告诉我。「公司使用一个叫做 WorkFracelic 的招聘程序，仅系统录入的步骤就十分复杂。所以有一天，我在 Craigslist 上贴了招聘司机的广告，基本上雇佣了所有胜任的应聘者，然后自己掏腰包。
这被称为 Anthony 式的做事逻辑。」
在这前后，Levandowski 去一家汽车经销店买了一百多辆车。
当时他的一位经理告诉我，「他递交的报销费用，相当于其部门所有其他雇员的旅行费用的总和。
公司的会计们也目瞪口呆，但是拉里却说，「付钱」，那我们就照办了。
拉里想要的人是那些能够忽视障碍，并能够向所有人表明，如果你想另辟蹊径，可以做出一些出格之事的人。」
Levandowski 和他的团队被要求在一年内绘制出 100 万英里的美国公路。
他们用 9 个月完成了工作，然后在印度的海得拉巴市建立了一个超大型办公室，开始绘制地球上的每一条街路。
（今天，谷歌地图已经成为导航 APP 领域的主宰，日均用户达 3000 多万。）
Levandowski 和他的老板 Sebastian Thrun——另一位大挑战赛选手，随后向谷歌的领导层建议，下一步要开发自动驾驶汽车。
2009 年，一个由 Thrun 领导的工程师小组被分配到了一个秘密的自动驾驶汽车部门 Project Chauffeur。
而 Levandowski 的工作重点是硬件开发。
该小组的首要目标之一便是弄清楚如何给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安上「眼睛」：通过连接起车顶安装的激光和照相机与车内搭载的计算机，使前方道路可视化，让汽车看见交通标志、行人和其它车辆。
这样的系统以前被大学机构创建过，每个系统都花了好几年才得以建成。
Levandowski 再一次另辟蹊径。
加入谷歌后，他暗地里创建了 2 家独立的公司，510 Systems 和 Anthony』s Robots。
这两家公司掌握有他为自动驾驶摩托车及其它一些副业项目所开发的技术。
在他看来，如果 Project Chauffeur 直接找其公司购买必要的硬件，谷歌或许可以节省数年的研究投入。
实际上，Levandowski 的提议是，从他那里获取关键技术，并用谷歌的钱支付。
谷歌同意了。
虽然一些高管意识到了这种安排的不寻常之处，但其他人却一无所知。
「起初，没有人知道 Anthony 正在向我们推销他自己的产品，但人们最终弄明白了，」Levandowski 的一位前同事告诉我。
「这看起来不太正当，但那时每个人都想尽快做出点什么，而这个方案很简单易得，所以我们就没有考虑太多。那最终被证明是个错误。」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Project Chauffeur 已经有了数百名员工，而谷歌花费了一小笔财富用于建立一支自动驾驶车队。
交通运输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之一。如果谷歌能够成为第一家实现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市场化的公司，那么此一举就将价值数十亿美元。
Levandowski 是谷歌计划的核心，但随着 Project Chauffeur 的扩大，他的领导风格变得越来越引人对立。
他善于解决问题、团结员工，但为人粗鲁、处事偏执，容易轻视与他意见不同的队友。
「五秒定律并不适用于汤。」（译注：五秒定律是指，如果食物掉到地上，在五秒钟内捡起来还可食用。）
他似乎也念念不忘自己的个人利益。
「有一次我们一起开车去开会，谈论着想从 Chauffeur 项目中赚多少钱。」Levandowski 的一位同事说，「我告诉他我想赚 1 亿美元，这个数字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我清楚地记得，Anthony 用一种怜悯的表情看着我，说我的想法太小了。他说，他至少要赚 10 亿美元。
这项技术将改变世界，而 10 亿是他应得的最低限度。」
Levandowski 有时穿一件定制的灰色 T 恤，那是他的一位同事送的礼物，上面写着「我要喝你的奶昔」——出自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电影《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中的一句话，那部电影是关于一个野心勃勃的石油工人的。
「他就是那种人，」该同事说道，「一个混蛋。但却是一个真正有天赋的人。我猜人们都讨厌他。」
2010 年，谷歌员工们开始听到传言，说 Levandowski 代表他自己的那两家公司，与谷歌的一些竞争对手会面了，包括一家正与微软合作的公司，企图把谷歌付费使用的这款导航技术出售给他们。
Levandowski 后来坚称，他从未隐瞒过他的公司与其它公司有业务关系的事实，并辩称谷歌从未获得过独家许可。
然而，对 Levandowski 的队友来说，这感觉就像是背叛。
他的老板发起了一项内部调查。当 Levandowski 被问及此事时，他称并不打算帮助其他公司与谷歌竞争。
但他指出，自己正考虑离开，以便专注于 510 Systems 和 Anthony’s Robots，这两家公司有可能会成为谷歌自动驾驶业务的竞争对手。
这便是解雇谣言开始的地方。
然而，根据谷歌前高管的说法，当佩奇听说 Levandowski 可能被解雇，或是他可能离开公司时，他下令反转。
谷歌需要像他这样的人。
谷歌的许多重大创新，如 Gmail 和 AdSense，都已有超过 50 年的历史，是科技产业的一座丰碑。
各种各样的「登月计划」——通过建立新业务来多样化收入流的企图，已经耗费了数十亿美元，但是并没有显示出显著的效果。
这家公司曾花了数亿美元开发 Google Glass——2012 年隆重登场的一款增强现实眼镜——最后却由于产品表现差强人意而悄悄将其放在一边。
即使是对创新初创企业的收购，如 2014 年的智能恒温器制造商 Nest，也无法阻止公司创新步伐的停滞。
佩奇命令助手们协商收购 510 Systems 和 Anthony』s Robots 一事，并考虑扩大 Levandowski 的领导范围。
「Anthony 成为了他自己，因为有拉里在滋养和保护着他，」一位前谷歌高管告诉我。「他们是朋友，他们喜欢一起吃晚饭，一起作乐。」
然而在 Chauffeur 项目中，提升 Levandowski 有相当大的阻力。
在一封给同事的电子邮件中，Turun 说，一些团队成员「对 Anthony 的承诺和正直感到担忧」。
另一位高管 David Lawee 写道，即使谷歌已经准备好「与 Anthony 共担风险」，并做出收购决定，「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要我选择一个商业伙伴来创办一家公司，肯定不会是他。」
佩奇态度坚决。
根据谷歌内部邮件称，他命令高管们「让 Anthony 致富，如果 Chauffeur 成功的话。」
两个月后，谷歌以 2200 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 510 Systems。
它还购买了 Anthony’s Robots；作为回报，Levandowski 可获得一笔与 Chauffeur 项目的总价值挂钩的未来回报。
谷歌同意支付其该部门最终价值的 10%——一种 4 年期的影子股股权。
这笔股权最终支付给他 1.2 亿美元，这是谷歌历史上最大的此类支出之一。
「在谷歌，得到晋升的最好办法，有时就是威胁要辞职。」Levandowski 告诉我。
「如果你说，『嘿，我要自己创业了，』他们就会说，『好吧，我们需要收购你的公司。』
硅谷就是这样运作的。你必须改变现状，制造压力。
这里的赢家是那些相信最大的未来图景，并乐意冒险去实现它的人。」
硅谷总是建立在背叛之上，一如建立在创新之上。
这种相互作用可以追溯到 1957 年，当时硅谷基本上是由一群年轻的工程师创建的，他们聚集在一起讨论着如何背叛他们的老板。
这些工程师们为 William Shockley 工作，他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曾帮助发明了晶体管，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监督者。
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果园间成立了一家小公司，选择这个地点的部分原因是离他母亲很近。它的办公室距离如今的谷歌所在地不到 3 英里。
Shockley 雇佣了一个小组来制造第一批半导体中的一部分，该小组中的许多成员是斯坦福和 MIT 的新近毕业生。
不到一年，他的大部分员工就都准备辞职了。
Shockley 是个多疑而偏执、事必躬亲的管理者，也是一个易发脾气的种族主义者；他后来捐献出了自己的精子，规定只用于为符合门萨俱乐部条件的妇女授精。（译注，成为 Mensa 会员的唯一标准是在高难度的智商测试中获得极高分。）
他十分不信任员工，曾打算让他们所有人都进行谎言测试。
当 Shockley 手下的 8 名顶尖工程师发现，他们对自己的领导人怀有同一种顾虑时，便开始接近一家名为 Fairchild 的公司，该公司愿意帮助他们创建一家新的公司。
在得知手下 8 名大将即将离开后，Shockley 的助手告诉他们，这种感觉就好像「被一个好友在背后捅了一刀。」
这些叛逃者后来被称作「八叛徒（Traitorous Eight）」，尽管他们讨厌这个名字，但它却成了一句呐喊，声讨着硅谷上演的一连串企业背叛事件。
这家名为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的新公司，为其 8 位创始人创造了巨额财富，将「硅片」一词引入世界，并培养了一代背信弃义的计算机工程师。
不久，Fairchild 的员工就离职去创建新公司了；由此产生了 100 多家公司，包括 Teledyne 和 Intel。
在 Shockley 背叛事件发生时，其它地区比硅谷更适合成为科技产业的粮仓。
波士顿环线的 128 号公路是众多大学和先驱计算机公司的所在地，因此它很快就被称为美国的高科技公路。
但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加州北部区域的崛起令 128 号公路黯然失色。
经济学家后来认为，硅谷的背叛文化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
马萨诸塞州的法律使得员工很难加入竞争对手的公司或创造新的业务。
波士顿的工程师们通常被迫签署竞业禁止协议，这些协议要求，辞职后至少要等一年才能加入竞争对手或创建自己的公司。
但在加州，竞业禁止协议是非法的。而这项禁令的设立几乎纯属偶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的加州立法者（为了节省时间），几乎照搬纽约立法机关所提出（然后遭到拒绝）的一套法令。
加州的早期立法者们判定，「每一份禁止任何人从事一份合法职业的合同」都是非法的，那时谁也无法预见，一个世纪后，他们的决定会改变全球经济。
随着硅谷公司的增加，你可以「周五辞职，周一再找工作。」一位加州工程师告诉经济学家 AnnaLee Saxenian，「你甚至不必告知妻子。只须在周一早上把车开去另一个方向即可。「
全州各地的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上世纪 70 年代，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加州科技工人辞掉工作，加入竞争对手，或创办新公司。
「硅谷的工程师和经理人的职业道路类似于布朗运动。」Ronald J. Gilson 在 1999 年的一篇法律评论文章中写道。
「他们游走于各公司，创办初创企业，把东西卖给前雇主，从前雇员那儿买东西，并在其职业生涯中发展出了跨越公司和竞争的私人关系和职业关系。」
他们塑造着加州的商业景观，在其间传播秘密并分享内幕。
这种传播在经济学家中被称为「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刺激了创新。
「阿迪达斯为什么在波特兰建立工作室？」米切尔汉姆莱法学院的知识产权专家 Sharon Sandeen 最近对我说。「他们可以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但耐克总部设在波特兰，而阿迪达斯通过在那里设立办事处，可以更容易地雇用耐克以前的员工，从而了解其竞争对手。Sandeen 说：「想法会泄露。」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一些行业，允许员工自由转换公司可以显著加快创新步伐。
知识溢出有助于企业避免重复竞争对手的错误。
它可以把新发现教育给一支分散的研究队伍。
得知竞争对手很快就会聘用你最好的员工，并了解你所有的秘密，这会鼓励公司避免不思进取。
正如一位前谷歌高管告诉我的那样，「我们希望人们尝试疯狂的事情，并警惕其他人会率先采用这个想法，除非他们竭尽所能地首先使用它。」
然而近年来，硅谷内部的创新似乎已经放缓。
学者们注意到，包括谷歌、苹果、Facebook 和微软在内的许多大公司，十多年来都没有发布革命性的产品。
iPhone 是在 2007 年推出的； Facebook 的 News Feed 是在 2006 年推出的；微软的 Xbox 已有 16 年的历史。
并且，当诸如 Instagram、WhatsApp 和 WaZe 这样的破坏性竞争者出现时，大公司通常会选择收购。
现在的硅谷巨头们都相信，许多员工会坚守公司几十年。
在硅谷日益板结的世界里，Levandowski 是个局外人。
这位前高级谷歌高管说：「大多数人一旦有钱就基本上不再折腾了。这就是为什么 Anthony 如此特别的原因。他从不歇息。他是那些不停工作、然后出去、起床，继续更多工作的人之一，他会不断地推自己，直到把一个不可能的想法变成现实。」
甚至在 Levandowski 被许诺一亿多美元后，他依旧敦促自己要「跳出框框思考」——这在硅谷是一句陈词中的滥调。
「有好有坏吧，」这位高管说，「因为有时候跳出盒子会帮你完成不可能的事，而有时意识到盒子的存在会阻止我们做蠢事，或坐牢。」
在谷歌收购 Levandowski 的公司之后，Chauffeur 项目得以继续前进，而谷歌对自动驾驶技术的投资很快就超过了 10 亿美元。
北加州的居民开始看到自驾车在他们的社区里巡游——车顶带有旋转装置的普锐斯和雷克萨斯，在十字路口处停车会显得犹豫不决，就好像新手司机那样。
2015 年，Chauffeur 项目完成了 100 多万英里的行程。
那一年，Levandowski 开始邀请几位钟意的同事在办公室外与他交谈。
正如其副业项目 Anthony』s Robots 一样，他正在考虑创立另一家独立的公司。
自从他把公司卖给谷歌已经过了快 4 年，而他也即将得到那笔巨额收益。
但是现在已为人父的 Levandowski 告诉同事，他不会变得自满。他对谷歌感到不满，觉得 Chauffeur 项目的步伐已经停滞，其中的部分原因是高管之间的争执。
一些最大的摩擦涉及 Levandowski 在自动驾驶实验中所冒的风险。
导航谷歌自动驾驶汽车的软件需要通过吞入大量的测试数据来得到改进。要教自动驾驶汽车合并到一条繁忙的高速公路上，一个有效的方法是重复训练，这样可以让算法探索各种方法，并从错误中学习。
前排座位上总会安排一位人类「安全驾驶员」，以便在发生故障时接手。
然而，要想推动技术的进步，就需要将汽车软件暴露于棘手的环境中。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推进技术，那么安全问题就不应当成为你的头号关注点。」Levandowski 告诉我。
「否则，你就什么也做不成。把汽车停在车道上总是更安全，但那样便永远无法从一个真正的错误中学到东西。」
2011 年的一天，一位名叫 Isaac Taylor 的谷歌高管获悉，在她休产假时，Levandowski 已经修改了自动驾驶汽车软件，以便能够将车辆带到其它被禁止的路线上。
谷歌的一位高管回忆了 Taylor 和 Levandowski 的争吵场面。Levandowski 告诉 Taylor，唯一能证明这种做法的必要性的方法，就是一起出去溜一圈。
两个怒火中烧的人，跳上了一辆自动驾驶普锐斯，便离开了。
汽车开到高速公路上，经过了一个入口匝道。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辆普锐斯意外地堵住了另一辆凯美瑞轿车的路。
人类驾驶员可以轻松地处理这种情况，通过放慢车速，来让凯美瑞融入车流。但是谷歌的软件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准备。
两辆车继续在高速公路旁并排减速。凯美瑞的司机猛地把车驶向右肩。然后，显然他要试图避开护栏，便又转向左边；凯美瑞打了一个圈儿回到了高速公路的中央地带。
作为安全驾驶员，Levandowski 来了一个急转弯以避免与凯美瑞相撞，却造成 Taylor 的脊椎严重受伤，最终需要做多次手术。
普锐斯恢复了控制，在高速公路上拐了一个弯，将凯美瑞抛在了后面。
Levandowski 和 Taylor 不知道那辆凯美瑞的伤势如何。他们没有回去检查那个司机的情况，或者看看是否伤到了其他人。他们和其他谷歌高管都没有向当局过问此事。警方也不知道，该事故的肇事者是自动驾驶算法。
Levandowski 非但没有被这个事件吓倒，还在后来辩解称其是一个宝贵的数据源，一个学习如何避免类似错误的机会。
他给同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信中附有一段该事件的视频。邮件主题是「普锐斯对凯美瑞」（谷歌拒绝给我看视频的副本，或透露该事件的确切日期和地点）。
他仍然担任领导角色，并继续在非官方制定的路线上开车。
根据谷歌前高管的说法，在 Chauffeur 项目的早期阶段，发生了 10 多起事故，其中至少有 3 起是严重事故。
谷歌的第一批测试车中有一辆昵称 kitt 的汽车，由于无法区分黄色和红色交通灯，在突然刹车后被一辆载货卡车追尾。
kitt 车上的其中 2 名谷歌员工后来接受了治疗。一位前谷歌高管告诉我，这辆载货卡车的司机没有驾驶执照，他的家人也在车里，他要求谷歌不要与保险公司联系。
kitt 的后部被严重碾压，永远也不能上路了。
针对这些事件所反映的问题，谷歌的自动驾驶部门怀疑这些汽车并不安全。
「在我们测试和开发技术的过程中，安全问题享有最高优先权，」一位发言人写给我。
该公司表示，已就 kitt 事件向当局提交了一份报告，尽管后来有多名参与者寻求医疗照顾，但「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是自愿离开现场的。」
至于凯美瑞事件，发言人将其描述为「一场不幸的单方面事故，涉事的另一辆车未能让路」；因为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并没有直接撞上凯美瑞，所以谷歌没有造成事故。
自 2014 年以来，加州法规要求，但凡自动驾驶汽车「以任何方式卷入公共道路自驾车碰撞事件，继而导致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相关公司都必须对其作出报告。
凯美瑞事故发生在该法规出台的 3 年前；自从该规定生效以来，谷歌已经报告了另外 36 起事故。
如果谷歌仍旧对其非直接碰撞事故不做报告，那么可能还有更多并未记录在案的事件。
「很多事故是由于我们的车变得不稳定，即使没有撞到任何人，」一位前谷歌高管告诉我。
谷歌的自动驾驶汽车有时会突然停下，包括在交叉路口时，从而导致其它汽车转向。（谷歌的一位发言人拒绝讨论该公司的报告政策。）
Phil Ting 是加州立法机构的一名民主党人，他代表旧金山，赞助自动驾驶车辆的立法程序。
「如果有一辆自驾车的行为不安全，那么显然应该被报告出来。」他说，「如果他们没有被报道，那就需要对其进行检查。」
这位前谷歌高管在谈到涉及公众的事故时说：「这就是硅谷的方式，快速失败、经常失败。但现在我们谈论的是汽车，不是 iPhone APP。错误的失败可以杀人。」
2015 年，Levandowski 开始为同事们举办活动，包括一次西班牙海鲜晚宴。
他在宴会上描述了自己的最新愿景：他想建立一个新的自动驾驶汽车公司，将重点放在自动驾驶卡车运输上。
他说，这个商业模式不会与谷歌发生竞争。
即使产生了竞争，他还受到加州法律的庇护。
他已经与包括 Uber 在内的潜在投资者进行了交流，Uber 已经推出了自己的自动驾驶部门。
当谷歌高管得知他正在招聘将要离职的员工时，他们非常愤怒。
「我们必须炒了 Anthony Levandowski，」Project Chauffeur 主管 Chris Urmson 在 2015 年 8 月 4 日给同事们发的电子邮件中说，「我今天从两个不同的渠道听说，Anthony 正在接近他们的团队成员，试图搭建一个小组，以便打包出售给 Uber。」
然而，谷歌的高层，包括佩吉本人，再次介入来保护 Levandowski。
佩奇的决定也许是出于个人利益：他最近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副业项目——飞行汽车企业 Kitty Hawk，并请 Levandowski 在业余时间帮助他。
其他谷歌高管担心，如果 Levandowski 被解雇，他在硬件部门的一些盟友可能会追随他而去。
Urmson 被指派要尽可能地留住 Levandowski。
Urmson 试图和他达成协议，但为时已晚。
2016 年 1 月，Levandowski 给佩吉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宣布辞职，并指出：「我想坐在驾驶座上，不是乘客座上，而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在后备箱里。」
Urmson 追查了 Levandowski 的行踪，并把他从团队中剔除了。
Levandowski 的许多队友已经接到了他的新公司的工作邀请；而 Urmson 则在接下来的几日内企图用数万美元奖金来留住他们。
有的人接受了；有的人拒绝了。最终，半打的谷歌员工选择了离开，加入 LeavokSky。
不久，谣言开始流传，称 Uber 将收购 Levandowski 的公司 Ottomotto，且相关投资协议到 2016 年 2 月底便已就绪。
Uber 说，它准备移交该公司 1% 的股份——当时相当于 6 亿美元——来换取 Ottomotto。
「这真的引起了每个人的注意，」一位前谷歌工程师告诉我，「如果 Anthony 能得到这么多，那我们能得到多少？」
今年 8 月，Project Chauffeur 的软件主管写信给同事们：「今年早些时候，有一群人正在考虑加入 Otto。」Uber 发放的数亿美元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补充说，「还有一批人在重新思考他们的选择。」
Project Chauffeur 的雇员开始打电话请病假，以便与其它公司或风险投资家会面。
人们开始密切关注其同事的鞋子。「一个工程师购买昂贵的新运动鞋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正在寻找一份新的工作，」有人告诉我。
Project Chauffeur 的走廊里突然间挤满了崭新的彪马和 Allbirds。一批员工加入了竞争对手的机器人初创公司。甚至 Urmson left 也离开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谷歌的领导人特别担心员工转投 Uber。
「每个人都害怕 Uber，」这位前谷歌高管说。
「Uber 是硅谷第一家获准知悉你是谁、去哪里、和谁一起、通常去那里做什么的大公司，而且他们可以存档你的信用卡信息。
然后他们雇用了 Anthony，就相当于突然找到了一个人，能够帮助他们得到价值 10 亿美元的教训。」
到 2016 年夏天，谷歌正在寻找一种阻止 Levandowski 进行这种交易的方法。
8 月，谷歌高管会议议程包括一个草拟的行动计划：「审视 Anthony 的离职问题，回顾其在职期间是否有雇员带走了保密信息或商业秘密，违反了竞业协议，以及信息被盗用的程度。」
不久之后，由谷歌执行官 Gary Brown 领导的司法工程师们开始彻查 Project Chauffeur 的数据库，以寻找可用于阻止 Uber 收购 Otto 的资料。
最终他们发现了一条线索。根据谷歌的说法，在 Levandowski 辞职的一个月前，他已经将工作用的笔记本电脑插入到了谷歌的服务器中，下载了大约 14000 个文件，包括硬件原理图。
他把文件传送到一个外部驱动器，然后清空了笔记本中的相关数据。
律师们后来得知，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个追随 Levandowski 一起离开的工程师 Lior Ron，曾在网上搜索「如何秘密删除 mac 上的文件」，以及「如何永久删除电脑中的谷歌驱动器文件」。（Ron 拒绝置评。）
律师们后来看到 Levandowski 在离开谷歌几周后发给 Ron 的一条聊天信息：「确保你今晚删除了个人电脑和手机上的所有信息。」
谷歌认为，这就是 Levandowski 利用 Project Chauffeur 的机密信息来创建 Ottomotto 的证据。
但是，当律师要求谷歌的工程师们对 Levandowski 带走的文件进行评估时，其中一名工程师认为这些是「低价值」信息；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谷歌的律师称，「想到律师团队试图将怀疑归咎于这些文件，我就感到很不舒服。」
2016 年 12 月，谷歌将自动驾驶部门改装成为一个叫 Waymo 的独立部门，并称其是「一种交通运输领域的新方式」。
当月，Waymo 的律师了解到，一名中级工人意外收到一封来自外部供应商的电子邮件转发。这家公司叫做 Gorilla Circuits，主要业务是为 Uber 公司制造自动驾驶汽车的电路板。
Waymo 后来写道，这些图纸「与 WayMo 高度机密的电路板图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且具有几个 Waymo 的独家特征，其电路设计出自 Levandowski 先生所下载的 14000 多个文件。」
2017 年 2 月 23 日，Waymo 在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声称 Levandowski 已经潜逃，身上携带有无法估量其价值的信息。
该诉讼要求被告赔偿 18 亿 5000 万美元，并试图阻止被告方在 Uber 的 Ottomotto 项目或任何其它自动驾驶公司使用 Waymo 的专有信息。
Waymo 不会声称 Levandowski 受到禁业竞争条款的约束——而且它也不能直接起诉他，因为他的雇佣合同中含有仲裁条款。
所以 Waymo 声称，根据最近通过的联邦法案，Levandowski 触犯了商业秘密盗窃罪。
美国知识产权法包括这样一条议价协议：如果你愿意公布一项新发明的细节信息，达到让其他人能够复制它的程度，那么政府会给颁发你一项专利，获得对这项发明的暂时垄断使用权。
「专利法和版权法是故意制造信息『泄露』的，」《耶鲁大学学报》曾雄辩地指出这一点。
政府允许你从自己的辛勤工作中获益，同时也确保别人可以从你的发现中学到东西。
但是如果有公司并不想分享自己的发现呢？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家公司竭尽全力保护其知识产权机密，法院可能会承认其为一个「商业秘密」，并禁止员工将这些想法带到新的工作场所。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商业机密法规，但在实际诉讼中，依赖这些法律可能是有风险的。
部分原因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终裁决是由法官或陪审团决定的。
他们大多往往没有受过专业的知识培训，却可以决定一些信息是否符合作为商业秘密的条件，以及如果一条法庭规则对你不利，是否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阻止别人拿走你的想法。
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称为商业机密：制造技术、配方、官僚程序。
商业秘密难以界定的这一事实，滋生出许多偏执狂。
我们是否拥有我们头脑中的知识，我们以前的雇主是否对我们的记忆提出索赔？
如果你记得某些实验不能产生任何有用的结果，那么你是否一定要在新工作场所中重复这一实验，以免被旧老板说你偷窃？
如果商业机密法的执行过于严格，就会在现实中削弱员工的流动性，破坏了促进知识溢出的布朗运动。
大型科技公司之间经常为专利而战，但通常都回避商业秘密纠纷，因为相比其它纠纷来说，它们尤其容易破坏声誉。
「盗窃商业秘密，有道德因素在，」科技行业律师 Michael A. Jacobs 说，他的合作伙伴包括 Uber 等硅谷公司。
几十年前，Jacobs 负责控告一家科技公司侵犯专利，他并不十分有信心赢得这场官司。然后一天晚上，Jacobs 拿着当时客户的微芯片示意图走到灯前观察，上面覆盖着被告的示意图。
这些线条刚好吻合。被告曾经为 Jacobs 的委托人工作，很明显他复印了老板的一些图纸，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设计基础。
Jacobs 说：「因为那是一份影印件，所以他们只能任凭我们摆布。这场官司打开了商业秘密诉讼的可能性。」
被告害怕「被万夫所指，」便迅速结案了。
近年来，商业秘密诉讼越来越普遍，主要是因为联邦法律的变化。
1996 年，为了打击外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国会通过了《经济间谍法（the Economic Espionage Act）》，该法令使得对窃秘者的起诉变得更加容易。
（出于对中国偷到事件的担忧，美国联邦调查局制作了宣传材料，以警告到亚洲旅游的美国商人，注意那些拥有复杂的黑客技术的多情「蜜罐」。译注：蜜罐是一种网络攻击检测工具。）
2016 年，国会通过了《国防贸易秘密法（the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允许公司就商业秘密挪用事件，向联邦民事法院提请诉讼，并禁止被指控雇员在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
这个冷门法案便是谷歌用来对付 Levandowski 的方法。
这条联邦立法代表了「商业秘密法的一次巨大扩展，」圣地亚哥大学的 Orly Lobel 教授告诉我。
她补充说，该法「有利于现在的大型公司，因为他们有资金和资源起诉，现在他们可以暗示被告，如果他们赢了，你可能得坐牢。」
人们担忧硅谷大公司会利用这些联邦新法，原因之一是他们已经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来阻止员工找到新工作。
在 90 年代中期，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秘密签订了「禁挖墙脚」协议。
谷歌和苹果的做法尤其恶劣。
2005 年，一位谷歌的招聘人员接触了一些苹果的雇员，史蒂夫·乔布斯对谷歌的一位高管说：「如果你从这些人中雇走任何一个，都意味着开战。」
乔布斯很快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说谷歌的 CEO 已经承诺，他将「坚决停止一切从苹果公司招聘员工的努力」。
政府方面的反垄断律师向谷歌、苹果和其它几家科技公司发起诉讼，声称他们之间的勾结「大大地减少了竞争」，而且非法剥夺了工人的工作机会。
这些公司与政府达成和解，到了 2015 年，已经花出去 4 亿多美元用以解决相关的民事索赔。
然而，2016 年的新法已出，科技巨头们不再需要秘密协议了。
他们只需威胁员工说，如果他们离开，就在联邦法院见吧，罪名是侵犯商业秘密。
自从该法颁布以来，联邦商业秘密诉讼的数量猛增；去年有 1100 多起诉讼，被告大多是一些大公司的雇员。
加州的此类案件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
新法律的最大影响之一，是在联邦检察官之间出现的一种文化转变。
他们不是等到公司搜集好明确的证据后再行动，而是开始鼓励它们一旦产生怀疑就发起或配合刑事商业秘密调查。
联邦计算机黑客和知识产权部门的总部设在加州，那里的检察官们现在会定期在技术会议上发言，并敦促与会者一旦发现侵犯商业秘密的证据，立即移交证据，以便当局能够开始筹备起诉书。
历史上，硅谷公司一直对联邦检察官的邀请持谨慎态度。
像苹果和谷歌这样的公司，在交出内部数据之前，通常会迫使政府获得搜查证、法院命令或传票。
2013 年，谷歌的首席律师 David Drummond 在公司的博客上写道：「我们要求进行刑事调查的政府机构使用搜查令来迫使我们提供用户的搜索查询信息和存储于谷歌账户中的私人内容。」
谷歌甚至在政府对儿童色情搜索数据的请求上与其进行了斗争。
不过，那些对前任员工产生怀疑的硅谷高管们则更愿意与联邦官员合作。
联邦律师告诉我，科技公司现在定期接触执法部门，以期引发刑事调查。此举可以检查员工的行为轨迹。
Lobel 说：「商业秘密领域的大案子传达出一种信息，那就是，即使没有禁止竞业条款，你也得小心离开，冒一些风险，因为他们可以针对你大脑中留存的信息发起诉讼。」
她补充说：「我认为这就是谷歌不放走 Levandowski 的原因。他们想传达出一个信息，表明叛逃更像是一场冒险。」
2018 年 2 月 5 日，Waymo vs Uber 一案进入审理阶段。到选出陪审团时，已有 129 名律师提交了 10 万多页的诉状、动议、宣誓书及其它文书。
这些文件堆积如山，使得法官一度警告说，两败俱伤对谁都没有好处。
双方的律师告诉我，他们都已经花了好几千万美元来准备诉讼。
开场辩论的几个月似乎更像是一场肥皂剧，而不像是在有序地执行正义。
Levandowski 拒绝与记者讨论这个案件，却还是上了新闻头条，以另一种方式：他建立了一座名为「未来之路（the Way of the Future）」的教堂，致力于「实现、接受和崇拜一座基于人工智能的神祗」。
他宣称，机器最终将变得比人类更强大，而他的教会成员将在智力和精神上为这一重大转变做好准备。
有些人怀疑，该教会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是否被当成了一个保护 Levandowski 财富的计划，但他向记者保证，他是真诚的。
「我不相信上帝，」他告诉我，「但我相信我们正在创造一些东西，基本上，就我们而言，就像上帝之于人类。」
同时，法庭上的争执包括：谁将作书面证词，宣誓将持续多久，以及何时可以中途休息一下。
审讯本身被一再推迟。有一次，因为一名前 Uber 雇员在一封信中声称，Uber 有一个秘密部门专门用来监视竞争对手，包括 Waymo。
（后来 Uber 以咨询付费为由同意支付该名前员工 450 万美元，他便否认了这一说法。）
双方都把尴尬的细节泄露给了新闻界。甚至连 Levandowskis 家的保姆都在这出戏剧中也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
她提出了一套价值数百万美元服装的索赔，声称 Anthony 对她有情感虐待，而且他有一个装满性玩具的抽屉。
（该诉讼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并包含多个事实错误，最终被撤销。）
法官 William Alsup 很快就厌倦了这些令人分心的事件。
他在法庭上宣布：「尽管这里的律师素质很好，但我不能相信他们说的话。」
他说，这些律师向他展示的文件中包含了「许多半真半假的信息」和「不太准确的论据」。
Alsup 在一份裁决中写道，Levandowski「在高度可疑的情况下」从 Waymo 辞职，并且「那 14000 多份被盗文件可能至少包含一些商业秘密。」法官明确认为，发生了一些不体面的事情。
他还指出，「从 Levandowski 盗取 Waymo 金库的方式看，很难想象他不打算利用所下载的文件。」
然而，Alsup 不确定 Waymo 是否已经证明，这些信息都是被非法使用的。
他告诉 Waymo 的律师：「如果你们不能证明 Uber 获得了这些商业秘密，那就麻烦了。」
「我看到了一系列的灾难性事件，它们将永远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而且像往常一样，它们都将围绕着你。」
事实证明，Levandowski 下载了 14000 份文档，这比最初设想的要少得多。他插入到计算机中的服务器已经被编程为自动传输文件，因此这种下载量并不罕见。
此外，「trove」文档被认为不那么重要，谷歌甚至已考虑将其存储在公司的服务器之外。
在诉讼之前，一位被要求评估下载文件的谷歌工程师曾说：「不要为我敲警钟。」
（后来，作为 Waymo 的证人，这位工程师说，考虑到 Levandowski 即将离去，「也许这是可疑的。」）
Waymo 起初宣称，Levandowski 向 Uber 传送了 121 个商业秘密，Uber 侵犯了多项专利。然而，法官发现其中的一些指控「毫无价值」，并断定 Waymo「在工程总则上主张所有权方面的企图过分了」。
「简而言之，Waymo 所谓的商业秘密只不过是 Optics 101 而已，」他宣称。
随着审判日期的临近，Waymo 的诉讼相对变少了，部分原因是该公司希望加快程序。
在陪审团选定后，Levandowski 和 Uber 被控挪用仅仅 8 个商业秘密，且所有专利方面的诉讼请求都遭废弃。
但法庭上的一个共识是，Levandowski 是一个麻烦角色。即使是他的新雇主也宣布放弃他。
Uber 的一位律师告诉陪审团说：「Uber 很后悔曾经雇佣了 Anthony Levandowski。」
「Uber 与 Anthony Levandowski 之间的所有瓜葛就是这场官司。」
诉讼提交后不久，Uber 便将他解雇。
似乎只有 Levandowski 自己说过 Levandowski 的好话，但他在法庭上却什么也没说。
他坚持维护第五修正案权利来避免说错话，并拒绝回答律师向他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
他不会说自己拿走了什么材料，或者说曾分享过其中的什么东西。他不会确认对外部公司的所有权，也不愿意与任何高管交谈。
以至于 Alsup 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了一份特别介绍信，建议联邦当局可能会希望调查 Levandowski 的任何罪行。
随着审判的展开，记者和律师被定期清除出法庭，以便证人可以提供私人证词。
毕竟，如果一个商业秘密在公开法庭上被揭示，那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秘密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偶然的看客也收集到了一些细节。
其中一个商业机密涉及二极管是如何放置在电路板上的；另一个则有关小孔排布，用于将电路板拧紧到位；还有一个是镜头的放置。
其中一些商业秘密看起来像是真正的进步，帮助自驾车可视化其周围环境；另一些则显得不那么重要。
在审判的第二天，Alsup 告诉 Waymo 的法律小组，「你想向公众隐瞒的东西不值得被隐瞒。」
陪审团成员中有一位英语不怎么流利的地产经理，还有一位有着高中文凭的电话修理工，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表现得无聊或困惑，偶尔会睡着。
他们被要求检查一个激光雷达测量装置的复杂的电气原理图——利用光脉冲来确定周围物体的距离——并被要求确定一种排布设备电路板的特殊技术是否能够构成商业秘密，或是否应被认为是工程常识。
「我不确定自己完全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位陪审员在出庭了一天之后告诉我，「我本想出席谋杀案，但却被分到了这儿。」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Waymo 的核心论点——Levandowski 偷走了有价值的秘密，并把它们交给了 Uber——似乎越来越无力。
该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证明当时的 Uber 联合创始人兼 CEO Travis Kalanick 与 Levandowski 密谋。
Kalanick 是个很有诱惑力的目标，因为他犯了很多错误——对司机尖叫，鼓励工人藐视安全条例，忽视员工的性骚扰报告——Uber 最近解雇了他。
Waymo 的律师 Charles Verhoeven 在其开场陈述中保证，Kalanick 告诉他的助手们说，「我们想找到作弊码（cheat code）。」
Verhoeven 继续说，「我不知道什么是作弊码，因为我太老了。但我明白，当你在玩电子游戏时，一个作弊码可以让你跳过某个步骤，到达下一关卡。好吧，这就是该公司的 CEO 的原话，『我们想通过 Levandowski 来找到这些作弊码。』用他们在书面文件中的话说，Kalanick 说他想利用 Levandowski 来超越谷歌。」
但是 Kalanick 声称，自己遇到的不像是个恶棍，而更像是一个翻译——帮助一个落伍的律师弄明白现在孩子们的语言。
Kalanick 解释说：「作弊码」是一个科技行业的术语，被用来形容是「针对尚未被考虑的问题的优雅的解决方案。」
「Kalanick 先生，我想我最近在报纸上读到过，你最近玩了很多电子游戏，这是真的吗？」Waymo 的律师问道。
「我玩的是 iPhone 游戏，」Kalanick 说。
「说到电子游戏，你知道什么是欺骗码，不是吗，先生？」律师问。
「是的，但那些游戏中的代码是由它们的出版商故意放在那里的，」Kalanick 回答，「只是趣味的一部分。」
「欺骗码可以允许你跳过当前关卡继续向前，不必玩游戏，从一个级别到另一个级别，是这样吗？」律师问。
「不，」Kalanick 回答，然后保持了沉默。
陪审团看起来很困惑，不明白法庭为何变成了一个 Reddit 论坛。
一个陪审员，显然是个游戏玩家，对他的邻居耳语，好像拿着控制器一样，模仿一个任天堂的经典作弊码的开头：「上」，「上」，「下」，「下」。
「没有其它问题了，」Waymo 的律师宣称。
Kalanick 离开了证人席，从一旁听证至今的老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个尴尬的拥抱。
「我为你感到骄傲，」当他们走出法庭时，他的父亲嘶哑地低声说到。
「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会没事的，」一位 Uber 律师后来告诉我。
在审判开始前，Waymo 要求 18.5 亿美元的赔偿。
现在，面对可能失败的局面，高管们召集了一次会议。
Waymo 的一位律师告诉我，「如果我们输了这场官司，法庭就有可能揭示我们的法庭记录，而我们所宣称的那些商业秘密就将被公布于众。」
Waymo 的高管指示他们的律师进行和解。
第二天早上，Waymo 的律师告诉法官，公司将放弃诉讼，以换取价值约 2.5 亿美元的 0.33% 的 Uber 股票。
没有人需要承认犯下严重的错误。
Uber 承诺今后不会使用 Waymo 的硬件或软件，因为之前它曾表示，一开始不会使用任何软件。
这个承诺实行起来相对容易，就好比是牺牲一小部分股权，将其转让给一家价值超过 700 亿美元的公司。
「如果你走到丛林深处，总会遇见一个酒吧。」
然而，Waymo 从民事案件中的突然撤退，并不意味着该公司的高管们不能再行驶其它诉讼权。
他们还发起了一项针对 Levandowski 的私人仲裁，该仲裁正在进行中，试图收回 Levandowski 的 1.2 亿美元奖金。
同时另一条攻击路径已经开启。一位名叫 Matt Parrella 的助理美国律师曾与谷歌和 Waymo 公司联系，说如果两家公司愿意帮助他，他有兴趣对 Levandowski 展开刑事调查。
不久，Parrella 和他的同事们就可以查阅 Waymo 以前试图向当局和公众隐瞒的那些机密文件。
一位了解美国律师调查行业一手信息的律师说，看起来「谷歌最初并不想帮助刑事调查，但是当审判进展得不太顺利时，他们便开始解禁调查。」
该律师继续说：「除非受害人全力配合，否则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商业秘密刑事案件。联邦调查局不知道该调查哪些对象，除非他们拿到了一张行事路线图。」
（美国律师事务所拒绝就此案置评。）
谷歌没有像官网宣称的那样要求「进行刑事调查的政府机构使用搜查证」，而是允许联邦调查人员审查 Waymo 雇员的私人证词和记录，并检查其内部计算机日志。
在某些情况下，Waymo 的律师会向美国律师事务所建议传唤哪些文件；这样公司就可以在没有正式与受害者合作的情况下将私人信息交给政府。
「令人尤为失望的是，建立在开放理念之上的谷歌，已经成为一个联手政府机构的令人毛骨悚然、自私自利的大企业，」这位前谷歌高管告诉我。
一位从事商业秘密调查的联邦官员说，硅谷公司「对与检察官合作」的态度更多像是「两面派」。
「他们想要好的公关，但私下里却说，我们会接受传票，甚至可以代为书写。」
而且，与民事审判不同，联邦检察官不需要证据证明 Levandowski 向 Uber 泄密来对其进行指控。
这位官员说：「如果我偷了你的钱包，但没有把钱花出去，那仍然是犯罪行为。」
政府方面的律师说，商业秘密领域的一些起诉有助于打击偷窃行为。
今年早些时候，联邦律师成功地起诉了一家中国风力涡轮机制造商 Sinovel（华锐风电），该公司从美国公司窃取了商业秘密，导致后者损失了数亿美元。
但在像 Levandowski 这样的案件中，很难判定被盗之物以及被害之人；要说将美国产业置于险地就更难了。
尽管如此，Parrella 和他的同事在谷歌和 WayMo 的鼓励下，依旧发起了一个刑事案件。
内部人士说，他们还不确定当局是否会提起诉讼，但如果 Levandowski 被捕，这将是硅谷历史上最著名的联邦商业秘密刑事诉讼案件。
「没有什么能像刑事商业机密案那样造成轰动。」该名联邦政府官员说，「它会响彻硅谷。」
然而，这声回响也会干扰到硅谷最初的成功之本。
Daniel Olmos 是一位被控偷窃商业秘密的技术工作者的代理律师，他告诉我，「你不需要制造很多这种案件来扮演多疑者的角色，继而阻止雇员跳槽。你只需要发起 1~2 个高调的诉讼。」
他继续说，「我总是接到被吓坏了的工程师的电话，他们曾在家里电脑里放了一些工作上的材料，以便晚饭后处理。
现在他们担心如果自己试图跳槽到另一家公司，就会遭到起诉。
而且你知道吗？他们担心是正确的。
如果一家公司要彻查任何员工的数字历史，他们总能发现一些可以用来对付他们的东西，比如一些插入到计算机中的 U 盘和发给自己的电子邮件等。
所以最容易的决定通常是忽略招聘人员的电话。」
一些离开 Waymo 的人告诉我，他们收到前雇主发来的威胁信，警告他们使用不当技术的危险，并声称 Waymo 会在必要时起诉他们。
一位在另一家公司工作的前 Waymo 雇员说，恐吓战术是有效的：「我们做决定时很慎重，确保不做任何可能与 Waymo 产生竞争的事情。想到他们会来找你，真是可怕。」
的确，即使是针对 Levandowski 的刑事调查和仲裁都无功而返，Waymo 和谷歌在很多方面已经占了上风。
「谷歌方面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位代表 Uber 的律师告诉我。「他们解雇了 Anthony，分散了 Uber 的注意力，使 Uber 的工作进度放慢了一整年。
他们警示所有人，如果你带走了他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会把你搞得一团糟，让每个人都会以为你有问题。」
尽管 Uber 公司仍在开发自动驾驶汽车，但当初由于 Ottomotto 的收购而加入该公司的许多员工都已经离开。
与此同时，Waymo 公司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速度加快，目前其车队已经行驶了 800 多万英里的自动驾驶里程。
在亚利桑那州，该公司正在推出与 Uber 相竞争的商用自动驾驶服务。
拉里·佩奇最近被美国参议员批评为态度「傲慢」，原因是他拒绝在一次有关选举安全的听证会上作证，但他仍然是谷歌帝国的霸主，身价 500 亿美元。（佩奇拒绝接受本篇文章的采访。）
Waymo 在一份声明中辩称，它起诉 Uber 的原因是，「仅仅依靠我们并不能保护数百名工程师的工作。」
该声明说，Alsup 法官要求联邦当局调查 Levandowski 的行为一事，「证实了指控的严重性和我们所积累的证据。」
Waymo 继续说，「我们并不是轻率起诉，」并补充道，「Waymo 和谷歌在支持现有和前任员工从事新企业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
尽管与 Uber 达成的协议只是原定 18.5 亿美元索赔的一小部分，但「Waymo 的主要目标——现已实现——是为了保护技术免遭未授权使用，「该公司说。
Waymo 拒绝回答有关其与美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作，也拒绝透露该公司向联邦当局提供信息的政策问题。
但它表示：「在有效法律程序存在的情况下，我们遵守执法要求，本案也不例外。
Waymo 与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互动，独立于 Waymo 对 Uber 民事案件的力度。」
Levandowski 自从被 Uber 开除以来，就一直没有工作。
不过很难对他产生同情，因为他仍然非常富有。
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他从谷歌带走的文件是不该被随便拿走的，即使人们对这些文件的价值存在广泛分歧。
Levandowski 似乎总是准备抛弃他的队友并威胁要叛逃，经常在努力寻找一个切入点来丰富自己。
他是一个精明的唯利是图者，一个有远见的机会主义者，一个似乎不懂忠诚为何的人。
他帮助建立了一种可以改变世界运行方式的技术，而且他似乎倾向于尽可能多地从该转变中获益。
换句话说，他是硅谷伦理的典范。
有些人把他当作坏人，Levandowski 很不高兴。
「我不赞成我做了不道德的事情。」他说。
「我是在和他们竞争吗？当然。」
但是，他补充道，「我不是小偷，我并非不诚实。」
当他送孩子上学时，其他父母有时会避开他，而他也已经厌倦了在机场被路人拍照。
但他相信自己的恶名会消退。
虽然他不再拥有他带给谷歌和 Uber 的技术，但是他头脑中仍然保留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他有很多新想法。
最近，一支投资基金开始尽调他的一个项目：一个新的自动驾驶卡车公司。
他预计，其中的一些资金将来自海外，包括来自中国投资者的资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考虑到联邦商业机密法是为了防止知识产权外出而制定的，商业机密起诉可能会把 Levandowski 推到外国人手中。
但他并不在乎；他关心的是下一个行动。
对他来说，似乎所有事情都有解决技巧，甚至是一个带有污名的过去。
「唯一重要的是未来，」他在民事审判结束后告诉我。
「我甚至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我猜可能是因为它很有趣——恐龙、尼安德特人和工业革命，诸如此类。
但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不重要。你不需要先了解历史，再在同一片土壤上构建出它们。
从技术方面来说，最重要的是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