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57岁的默娜·尼尔森被发现死在她家中的洗衣房里。据她的儿媳妇说，这是一起入室行窃杀人案。

但是，受害人手腕上的Apple Watch却告诉警方，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案发当晚的10点10分左右，一位邻居发现了尼尔森家的异常，他发现默娜的儿媳妇卡洛琳·尼尔森被捆在家中，嘴上、手上都被绑上了胶带。

邻居打电话报了警，26岁的卡洛琳被带到警察局录口供。

根据卡洛琳的说法，这天晚上她婆婆默娜回家的时候，有一群男子开车跟着她。

其中一名男子和默娜发生了争执，并在20分钟的争吵后给了默娜致命的一击。但卡洛琳说自己并没有听到这一击的声响，因为当时她在厨房里，而厨房的门关着。杀死默娜后，这群男子发现了卡洛琳，把她绑了起来，然后逃离了犯罪现场。

但检察官并不相信卡洛琳的证词，而判断她其实组织并参与了这起杀人案。

检察官做出的这个判断源于一块智能手表。

案发当晚默娜·尼尔森戴着Apple Watch，这块智能手表整个晚上都在默默地测量并记录她的运动和心率。根据这些数据，警察判断出了她是什么时候休克，又是何时失去意识的。

检察官卡门·马泰奥对ABC新闻的记者说，“死者是在晚上6：38左右就遭遇了袭击，6：45左右去世的。”

也就是说，案发时间和卡洛琳被发现的时间相差了3个多小时。检察官认为，这意味着，卡洛琳所说的死者和男子在洗衣房外争执了20分钟的故事很可能是假的。他还表示，3小时的时间用来清理和丢弃带血的衣物已经足够用了。

在20多年前，这些案件的时间起止线也许只能由目击者的证词说了算。但今天，我们身上穿戴的、家里摆放的设备会对事件进行详细的记录，甚至包括每一个轻轻的敲击，每迈出的一步，每一次心跳。

“这只是另外一个需要被下载和提取的文件系统，最终信息会和时间位置以及其他信息一起被放入表格中，”伦敦Compute Forensics公司的数字取证专家阿里斯泰尔·尤因说。

尤因非常擅长将不同的电话、应用程序、位置、心跳数据、IP地址、以及我们在科技产品中留下的无数细碎数据集中起来。

“我使用了一种技术将整部手机中的所有数据取出，然后制作一个时间表，”尤因解释说，“那样，你就可以看到如何提取日志条目、网页浏览信息等……然后，你就可以建立一个时间表并全面了解这个人干过些什么。”

就连位置信息也可以从我们口袋中和手腕上的设备里泄露。

尤因向我讲述了一起绑架案，当中照片的位置数据被用作对被告有利的证据，“这个所谓的受害者的电话被分析了，因为人们发现她拍摄的照片显示的地点和她声称自己所在的地方不符。这些数据可以被剥离出来，放入Excel表格中，甚至被绘制在A3大小的纸上。你就可以约估出这个人去过哪里。”

他补充道，“当你可以直击要害地指出这个被指控在布赖顿（Brighton）做了某件事的人，其实是在（185英里以外的）谢菲尔德时，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

智能设备描绘出的真相

默娜·尼尔森的谋杀案并不是第一个使用健身数据追踪调查的案件。

2015年，理查德·达比特告诉警察，早上9点他回到康涅狄格州的家中时，发现一个蒙面男子潜入了自己家里。后来他的妻子康妮回来了，他听到康妮在转钥匙开门，尖叫着让她快跑，但蒙面男子已经先动了手，开枪打死了她。

蒙面男子随后将理查德绑在椅子上，用焊枪烧他。理查德拼命抵抗，在挣扎中将焊枪转向了凶手，凶手被烧伤后逃跑了。理查德仍被绑着，他爬着上了楼，按了报警按钮。

然而，康妮·达比特手腕上的Fitbit（一种运动手环）却记录了一个不同的时间表。

Fibit所记录的康妮在家里走动的步数，与理查德所描述的故事里她应有的步数不一致。

侦探们利用这些数据，和邮件、电话、社交媒体使用情况以及车库门的传感器相结合，认为康妮实际在家时间比她丈夫所陈述的时间要长——她在早上9:40-9:46之间还在Facebook上发布了照片，并且一直到早上10:05还有移动的记录，直到她丈夫杀死了她。

达比特的案子，和尼尔森的案子一样，都还在调查中，但是检察官的论证已经表明了数据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设备传播的，从笔记本电脑、健身追踪器，到报警按钮和车库门，都可以用来描绘出一场谋杀案的真相。

长期以来，律师和侦探们利用线索制作犯罪的时间表，如今，科技所提供的海量数据记录已经足以带来全新的犯罪证据。

“随着智能设备的普及，将设备中的数据提取出来，用作刑事调查或起诉，似乎已经不可避免。”温彻斯特大学高级法律学家马里恩·奥斯瓦德（Marion Oswald）说。

她说：“当然，在能够显示当时是谁在使用手机的情况下，凭借智能手机的数据，嫌疑犯的身份和事发地点就不那么有争议了。而其他的问题，诸如Fitbit的数据究竟能证明什么，可能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

正如奥斯瓦尔德指出的那样，生物识别证据不能作为客观事实。照片上的数据可能毋庸置疑，但受害者的心率与袭击的时间之间的联系则需要人的解读。 “有解读就有争议，而且这种争议只会不断增加，”她说。

另一方面，数据是可以被操纵的。

因为使用智能设备作为证据还是个新鲜事，所以犯罪分子可能由于手表和手机的使用，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措手不及。但随着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我们可以预见犯罪分子也会因此变得越来越聪明。

“数据操纵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剑桥计算机实验室高级研究员爱丽丝·哈钦斯（Alice Hutchings）说， “犯罪者所在的现场，不需要专业技能知识，最简单的操纵方法就是直接移动智能设备。这些设备测量的是运动，而不管它们在什么地方。”

有一桩涉及到数据解读且备受瞩目的案子今年即将结案。在这桩发生于德国拉登堡的案子中， 侯赛因·卡瓦里(Hussein Khavari)被起诉强奸和谋杀19岁的医学院学生玛利亚·拉登伯格（Maria Ladenburger），而他iPhone上的健康数据被用作了起诉的证据。

2016年10月，拉登伯格在从一个派对回家的路上遭到了袭击，被强奸后淹死在了萨姆河。早上来慢跑的人发现了她的尸体，有关方面随后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来寻找杀害她的凶手。

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卡瓦里iPhone上的健康应用程序记录了他在谋杀当晚的几次剧烈活动，其中包括程序认定为“爬楼梯”状态的两个活动高峰。

调查人员认为在相应的时间段内，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他将受害者的尸体往下拖到河岸上，扔到河里，然后又爬了回去。

2018年3月，卡瓦里被判无期徒刑。案件结果表明，调查人员已能够使用生物信息来办案，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击证词已无必要。据报道，弗赖堡警方对超过1400人进行了质询，这也是警方第一次将健康数据和地理位置数据相关联。这些表明，要将此类证据常规地用于办理谋杀案件，还为时尚早。

东伦敦大学地理信息研究中心负责人艾伦·J·布里米康贝(Allan J. Brimicombe)表示：“我们的日常追踪非常复杂，应用了多种技术，所需的专业投入和水准需求仍然相当高。我们把这种科学技术发展与警察特别是法院的能力之间存在的持久性的不匹配，称为'知识不对称'。”

当警察们必须同数十年的老电脑和积压的大量案件打交道时，花费数个小时搜索智能手表和智能家用电器的日志信息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浪费，尤其是当案件不像重大杀人案那样备受瞩目的时候。

获取这些信息本身首先也是一个问题。苹果公司在2016年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生了冲突，联邦调查局希望科技巨头协助破解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枪手的iPhone，结果被拒绝了。双方于是对簿公堂，但联邦调查局在雇用第三方破解了iPhone之后就放弃了法庭上的对峙。

在玛利亚·拉登伯格案中，调查人员在卡瓦里拒绝授权搜查其手机后也寻求了第三方的帮助。而现在，苹果公司已经更新了它的软件系统，使得执法部门在未经所有者授权情况下，更难通过USB端口获取信息，从而堵住了警方曾经得以利用的一个漏洞。

尤因将数字取证公司和科技公司之间的关系描述为“猫和老鼠的游戏”。数字取证公司寻找方法来破解电子设备;而科技公司也会推出相应的安全更新;第三方再找到解决方法。这种关系不太可能长久持续，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这类证据变得司空见惯，那么就需要进一步的法律规范和引导了。

不仅仅是科技公司和数字取证公司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布里米科姆（Brimicombe）表示，正如DNA证据带来识别犯罪者的新方法一样，来自智能设备的健康数据和其他信息可能成为确保定罪所需的关键证据。与此同时，罪犯将变得越来越精明，隐藏得更深。

布里米科姆（Brimicombe）说：“就像手套被用来避免遗留指纹，以避免留下DNA的证据，现在罪犯也会知道删除所有可提供自己罪证的电子设备。”

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在生活中使用可连接设备，我们的行为被记录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法律和道德上的冲突——犯罪大师们也将操纵数据为自己所用。

但是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了手机和健身记录器悄悄地记录我们的行走步数，数据处理专家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