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15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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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对话彼得·蒂尔：庆幸没有投资任何清洁能源技术公司，但我应该投资特斯拉

2016年3月14日到25日，美国著名创业投资家、全球畅销书《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来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为清华学生讲授《创办新企业－中美新观察》课程。时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曾与蒂尔展开一场关于创新创业的对话。几个月后，2016年8月，钱颖一与彼得·泰尔在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院再度展开对话，相关内容后来被收录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颖一对话录》。

这次对话中，彼得·泰尔谈到了美国经济核心问题在于生产率增长不足，其中核心问题在于技术创新不足。硅谷创新也仅局限在计算机、互联网、软件、IT这些领域。与那些对信息技术孜孜以求的投资人不同，彼得·泰尔的风险投资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中的25%投在了信息技术以外的领域，但不包括当下大热的精准医疗和清洁能源。在泰尔看来，他们面临相似的挑战，比如市场结构和商业可行性。他对区块链技术前景也表示悲观。

在谈到中国企业家时，他认为有利方面是创业精神非常强烈、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工作非常努力。不利之处在于竞争过于激烈，人们抄袭的速度太快。

在他看来，只有先去发现真实的问题，再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才是可行的，顺序颠倒往往出问题。

成功比失败更重要。不要从失败中学习，而是要从成功中总结。

时间：2016年8月18日

地点：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院

彼得•蒂尔（Peter Thiel）创业家和投资家

1998年创办PayPal并担任CEO，2002年将PayPal以15亿美元出售给eBay，把电子商务带向新纪元。2004年做了首笔在Facebook的外部投资，并担任董事。同年成立软件公司Palantir，服务于国防安全与全球金融领域的数据分析。

蒂尔联合创办了Founders Fund基金，为LinkedIn、SpaceX、Yelp等十几家出色的科技新创公司提供早期资金，其中多家公司由PayPal以前的员工负责营运，这些人在硅谷有「PayPal帮」之称。

蒂尔成立了蒂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鼓励年轻人在校园之外学习和创业。他还成立了蒂尔基金（Thiel Foundation），推动科技进步和对未来的长远思考。

蒂尔是《纽约时报》排名第一的畅销书《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的作者。

钱颖一：参加今天活动的成员都是来自清华经管学院企业家学者项目（后EMBA项目）的学员。他们10年前曾参与了EMBA项目的学习，现在又继续深造。他们每一位都是成功的企业家，创办自己的公司。之前，他们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硅谷拜访企业，参加讲座。他们都非常期待今天你的加入。

他们都经历过从0到1的创业历程。今年春季学期，彼得在清华经管学院教授了一门为期两周的课程。学生非常多，他们都对能听彼得讲课非常兴奋，而彼得也非常喜欢我们的学生。

美国经济的核心问题

钱颖一：我们先从几周前你在共和党全美代表大会上那次非常著名的演讲开始。你谈到了美国的实力以及重建这种实力的必要性。你提到，美国的核基地仍在使用软盘，最新型的喷气式战斗机甚至不能在雨中飞行。这些措辞非常强烈。你是想关注美国的真正问题，从而重塑美国。你能为我们详细说明一下吗？让我们了解问题和问题的起因，以及你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

蒂尔：我在硅谷持有的是少数人的看法。据我看来，美国的核心问题，遇到的核心挑战就是生产率增长不足，并且在过去几十年生产率增长太慢。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技术创新不足。在硅谷，通常讲的故事是单方向的进步，巨大的创新，创新的速度如此之快，但是我认为在许多方面，是相反的故事，是一种非常有限的创新，大多数情况下只局限在计算机、互联网、软件、IT这些领域，而在其他领域的创新，从喷气式飞机到核电站、能源、药物等各类领域，美国在过去40—45年间的变化实际上很小，停滞不前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从很多方面可以发现这一点。「技术」一词在60年代不仅仅指计算机，它还意味着火箭、超音速飞机，意味着新药物、绿色革命、农业等不同事物，以及不断发生进步的众多领域。然而，时至今日，到了2016年，「技术」一词所表示的仅是信息技术这类事物，以及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事物。技术的定义范围被大大缩小了。这同时也反映在计算机领域，进展范围在缩小，其他领域的进展更小，这在美国遇到的很多挑战中也有所反映。西方世界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不仅仅是美国，西欧、日本也遇到了非常类似的问题。我们的社会需要寻求经济增长，才能保持社会安定，提供越来越高的福利来保证社会稳定，使每个人最终达到良好的状况。所以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成为文化、政治与社会问题。

钱颖一：你听起来很像一位经济学家。很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在减速，但硅谷的人好像不这么认为。这周我们听了很多讲座，人们都在谈论电动车、自动驾驶汽车、生物燃料车，他们谈论所有这些技术上进步的可能性。你认为这些不能与60年代或70年代的那些创新相提并论吗？

蒂尔：当然有可能，但是举证的负担转移了。几十年来增长缓慢，人们有理由持怀疑态度。我们的增长速度曾经非常快，并希望保持这一快速的趋势。现在增速减缓，我们默认这种情况会继续，尽管突然加速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比如说，生物技术。尼克松在1970年对癌症宣战，表示将在1976年战胜癌症。这并未实现，距尼克松对癌症宣战已经过去了46年的时间，与46年前相比，现在我们离最终战胜癌症已经更近一步，然而人们并不认为在下一个46年内会成功实现这一点。当然存在实现的可能性，但是人们的期望多多少少改变了。

当然，我认为如果自动驾驶汽车成为现实，这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并不如汽车的发明那么重大，但这会是非常重大的变革。那样的话，我们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假设自动驾驶汽车在下一个15—20年内出现，如果这将成为最重大的事件——这是人们最常举出的一个实例，那么这在实际上会增加多少GDP？可能有5%、10%、20%？持续20年，每年达到0.5%或1%？这很好，但并不十分精彩。自动驾驶汽车是很棒的想法，但是我认为它本身并不会改变人类文明。

电动车、清洁能源技术、生物技术

钱颖一：那电动车呢，它会从根本上改变能源的使用方式吗？

蒂尔：这与燃料车的价格有关。有两个不同的原因支持人们使用电动车。原因之一是气候变化。事实是，燃油车对于环境的破坏太大。这样，即使电动车的价格过于昂贵，也会有助于电动车的普及。另一个原因便是电动车价格低廉，清洁的电力技术价格越来越低，变得比燃油便宜。如果价格真的便宜了，就会体现为经济进步。但是如果车辆价格不便宜，在统计学上就不会表现为经济进步。当然你可以说统计的计算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其中没有计算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即使考虑到统计的衡量方式，反正也不会表现为经济进步。到现在为止，这并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产品，原因在于电动车价格过于昂贵。

钱颖一：对于你的朋友埃隆·马斯克是否能在5年内占领市场，你持乐观态度吗？

蒂尔：我从不会与埃隆打赌。他总是那么地乐观。我在2008年夏天与埃隆谈过有关特斯拉的问题，我问他美国最新成立的汽车公司是哪家，何时成立的。他的回答是吉普，成立于1941年。之后有些人也尝试过，但都失败了，而吉普则是最后一个成功的企业。已经有67年没有新车企业成立了。埃隆对此非常乐观，当时表示说，是时候成立特斯拉公司了。我认为特斯拉是一项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成就。对于它将会成为一种大众产品，还是一种非常高端的产品，目前没有定论。

钱颖一：即使到了现在，这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吗？

蒂尔：什么是规模经济？又是如何运作的？但是毫无疑问，我不会与埃隆打赌，从不。特斯拉是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做空最高的第二或第三支股票，因为人们通常看到这家市值高达300亿美元的公司，年产只有5—6万辆汽车，一定认为它的估价太高了。所以一定要为特斯拉假设特定的增长量，才会达到其估值。很多人都在同埃隆打赌。

钱颖一：特斯拉公司的市值现在高于福特公司或通用公司吗？

蒂尔：我没有看过对比数据，但我觉得大致情况应该差不多。

钱颖一：与其他厂家相比，特斯拉的汽车产量只占很少一部分。

蒂尔：大概10%。

钱颖一：好，刚才谈的是电动车。现在回到生物技术的话题上。我们今天听了几场讲座，内容涉及精准医疗，奥巴马在2011年宣布了这一举措。因为这个话题与癌症有关，你刚刚谈到了，在过去几十年间，抗癌症的结果使人失望，人类没有做到更好。然而，讲座内容提到，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种药物，为具体的病人量身定制用药。人们研发出了DNA测序方法等举措。按照所有这些教授和投资者的观点，对于实施精准医疗他们非常乐观，已经非常接近目标了。虽然人们不能治愈癌症，但是可以延长癌症患者的存活年限。采用测序和精准医疗，你认为这在今后20年内将成为大事件吗？

蒂尔：我当然希望是这样。当然，我们正在通过很多种方式来努力实现这一点。比如风险投资，不仅对信息技术领域进行投资，我们还尝试在信息技术以外的领域投资。与在硅谷有一点不同，我的风险投资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中的25%投在了信息技术以外的领域。比如投在埃隆的SpaceX公司、新的生物技术领域，而硅谷的大多数公司都会100%投信息技术。这是对投资者的挑战，现在仅仅转移了一点。在信息技术行业之外可能出现了许多的趋势，但是对于创业公司来说，并不一定好，因为要获取价值，往往是非常困难的。

在我的《从0到1》那本书中，我的论点始终是，真正具有价值的业务是那些垄断的业务。企业可以通过多种不同方式实现垄断。其中之一就是在其他人可以复制你的做法前，你先来占领市场。如果你创立了Facebook，而最初的市场是哈佛的1万名学生，那么你在10天内便获得60%的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其他人来不及复制你的模式，来不及赶超你。对于精准医疗、血液测试等等，以及一些检验公司，太多的人都在做相同的事，这样就非常难以了解商业该如何运作，尽管这样对于社会可能是好事。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清洁技术领域，在上个10年中，这是硅谷的大事件，但我们现在不会来谈论这件事。我认为在太阳能电池板领域一定出现了创新，一定有一些进展，但是没有企业家捕捉到商机。

钱颖一：你跟我提到过，你对没有投资到清洁能源感到庆幸。

蒂尔：但我应该投资特斯拉。应该庆幸的是，我没有投资任何清洁能源技术公司。清洁能源技术最根本的挑战是，你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市场，在2005—2008年间的每个发展阶段，在硅谷都可以看到清洁技术的繁荣发展。能源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市场，1000亿、数万亿美元，而清洁能源是这个市场的很小一部分，竞争非常激烈。

我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其事关商业的可行性。在IT方面似是而非的一点是，企业面临的初始市场规模会很小，是从很小的初始市场开始，但后来可以产生巨大规模、极具价值的企业。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某种程度上也在生物技术领域，市场通常会非常庞大，但是进展缓慢。这对现有的大型企业来说意味着优势，而创业公司则难以获得价值。所以，对于一家精准生物技术公司而言，扩张规模非常难，可能必须要尽早提前出售给大型的制药公司。所有这些市场结构，都为投资者增加了难度。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没有任何投资者愿意投资。也许非营利组织比如大学会推动研究，自身开展投资。市场结构为投资者带来了困难，所以在大学之外这一领域的推动力度就不如在大学内部那样强劲。

钱颖一：所以说，大学在这里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蒂尔：当然，基础研究的角色是始终存在的。问题在于，风险投资者如何参与。重点在于可以从风险投资中获取多少交易额。

信息科技

钱颖一：你对谷歌、Facebook的AR、VR如何看？在微软也称为MR，也就是混合现实技术。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种「现实」，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这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重大事件吗？

蒂尔：这可能会是一个大趋势。该领域的资本化一直非常困难。当前尚不明朗，情况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化的程度如何，取决于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业务。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话题，我也经常被问到这一问题。技术的趋势是什么？作为一个投资者，我对所有这些趋势持怀疑态度。我们可以具体列举这些趋势：AR、MR、VR，还有人工智能。几年前还有大数据、云计算、SaaS（Software as a Service，软件即服务）企业软件。一旦人们发现一个趋势，就会了解它，很多人都会从事它。而矛盾的是，一旦这样，这些趋势就会变得没那么好了。

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有人向我推荐一家公司时，会用一大堆不切实际的流行词。比如说，我们要为SaaS业务建立一个移动平台，将大数据引向云端。这么多的流行词，就像是在打扑克时，出牌前虚张声势一样。你的公司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并没有做到差异化。我一直都感兴趣的是具有独特之处的公司，它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它，而在有了自己的语言之后，就有了自己的行业类别。有了行业类别后，也就有了很多人来做事。有了很多人做事后，竞争就太激烈了。

钱颖一：所以你不喜欢流行词。

蒂尔：流行词，比如说大数据计算，如果你是一位投资者，面对这些词，你就必须赶紧跑开。而对于AR、VR而言，这些可能是一些非凡的技术，在投资方面要另当别论了。有关投资中的技术领域，我个人对其中的交集领域很感兴趣。好的技术一定意味着好的投资吗？并不是每一种好技术都是好的投资。

钱颖一：这真是今天很好的收获。你不喜欢流行词，而是尝试去发现一些新事物，它们还没有一个流行词去描述。

蒂尔：或者说，你确立了新的类别。2004年，Facebook起步时，人们称它为社交网络。这并不是第一个社交网络公司，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交网络公司。我的朋友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在1997年晚些时候创立了领英，这是比Facebook早7年建立的一家社交网络公司。他们当时有各种各样并不是十分正确的想法。有人在网上用一种虚拟身份，有人用另一种虚拟身份，人人都在互联网上交流。我觉得Facebook是第一家发现这种方式实际上并不是社交网络的公司。这是第一家突破了真实身份的企业，使用户可以在互联网上使用真实身份。这使得Facebook得以壮大起来，也引起了争议。尽管为人们提供了强大的功能，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争议，比如隐私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这曾属于一个类别，现在人们仍称其为社交网络。12年后，它仍然属于这个类别。

钱颖一：有趣。我还记得MySpace。

蒂尔：MySpace更像在使用假的身份。Facebook在哈佛发起，是哈佛的学生为同学们展现真实个人身份的地方。MySpace起步于洛杉矶，而在洛杉矶，每个人都想成为演员，在这个网站上，每个人都可以假装成与真实的自己不同的人。Facebook用户使用的是真实的身份，而MySpace用户则是使用假的身份。

硅谷为何不同

钱颖一：这就是麻省的剑桥和加州的洛杉矶之间的区别。谈到地点，在共和党全美代表大会的讲话上，你说到硅谷是美国唯一一个极具创新力的地方，即使旧金山东湾的奥克兰都不是。硅谷是如此与众不同。请问，是什么使它如此独特，以至于在全世界，比如在中国或美国其他地方都不能够复制呢？

蒂尔：硅谷相对来说较小。即使人们在硅谷有很大的发展，也不足以大到改变整个美国。硅谷企业在具体的事情上有很多进展，尽管对于硅谷是大事，但是对整个美国来讲却不是。

钱颖一：还有波士顿、圣地亚哥、西雅图、纽约，美国还有许多其他地方。

蒂尔：创新技术的繁荣集中发生在硅谷。回顾一下互联网发展起来的这25年，谷歌、Facebook都是在这里起步，价值都超过了3000亿美元，亚马逊的价值也超过3000亿美元，但其位于西雅图。我很难再想到在过去22—23年间，除亚马逊以外，硅谷之外还有哪些这么大的公司了。可能会是南加州的SpaceX，150—160亿美元，那是我现在能想到的不在硅谷的最大的公司。现实情况是，创新在这个地方尤其集中。人们都来这里，不是在奥克兰，不是在萨克拉门托，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都让人思索，但都是猜测的，因为硅谷现象只是一个样本，这不是非常系统的科学研究。

钱颖一：这也让人难以反驳或者不赞成。

蒂尔：当只有一个样本时，人们当然不能做完整的实验。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从数字2开始的。但是可以说，如果非要我推测，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网络效应，超过临界值的资本和人才。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当你尝试一些新事物时，要回答下列问题：你在做的事，真的是创新的吗？做得有多么好？你所做的事，真的会与众不同吗？如果你人在硅谷，而且你在硅谷是某件事上的最佳人选，你就很有机会成为美国或者全世界在这个事上最在行的人。但是如果你在奥斯汀是最佳人选，或者在美国一个小地方是最佳人选，那么你在那里能获得的信息就少得多了。当你不在硅谷，各方面的效率会低得多。

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有一个问题。是否有一个时刻，企业会迁出硅谷，原来正面效果的网络效应变成负面了，比如，在硅谷的房屋成本、房地产成本会失控。或许在某个临界点人们会找到方法，在硅谷以外也能做事。但是至今为止，在过去的15年，硅谷是非常令人惊讶的。看一看全球其他地区，只有中国了。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下美国和中国之外还有哪些最大的科技公司，我不确定在过去20多年来是否有一家在西欧创办的公司能够产生超过100亿美元的市值，可能有一两家。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网约车竞争

钱颖一：目前一个重大的新闻就是优步（Uber）中国和滴滴的合并。优步在滴滴持股20%，而滴滴则对优步投资10亿美元。优步中国和优步是两家独立的公司。这样使阿里巴巴、百度、腾讯、苹果、谷歌都成了滴滴的股东。你对Lyft有所投资，我记得滴滴和Lyft之前也有过合作。你个人如何理解这件事？这是优步中国唯一的选择吗？

蒂尔：我可以告诉你我对这件事的理解，我存在偏见。作为投资者，我很喜欢Lyft，并不喜欢优步，我认为Lyft和优步之间的竞争是善与恶的斗争。这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这场斗争远没有结束。我以前也公开说过，优步在硅谷是一家在道德上备受争议的公司。在商业上始终存在着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一家公司到底要打破多少规则，道德界限到底要被推向多远。当然，在创业领域中，往往存在着灰色地带，在这一地带中，法律界限并不明确，而我们有时候会在这方面有所推进。但是我认为，优步将这个界限推得太远了，这就导致了其在很多领域树敌。所以对此我要说的是，优步在尝试占领全球市场。滴滴的交易到最后代表优步在一定程度上失败了，因为优步没能赢得中国市场，对于它是否能赢得欧洲市场，还不明了，因为优步在欧洲不合法，在很多其他地方也不合法。在美国，Lyft和优步之间也有激烈的斗争。优步的规模更大，而人们仍然认为Lyft是一家更友好的公司，对乘客和司机都友好得多，而这对于为其工作的司机是非常重要的。

我本人有关超级互联网公司的一个理论——我不想过多阐述，只说一点点——就是公司的名字极其重要。贝宝（PayPal）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友好的名字——你的朋友让你来支付。讨论到监管的问题——监管机构并不希望关闭贝宝，它仅仅是你的朋友。纳普斯特（Napster）——这家音乐服务机构的名字听起来非常邪恶。「纳普斯特」，听起来像是你要绑架什么东西，你是一个绑匪，绑架了一个孩子或者是抢夺了一些音乐。这是政府会调查的一类东西，所以纳普斯特在一年或两年内被关闭了。Lyft（来福车）的名字也非常友好——搭车出行。优步（Uber）听上去好像在1933—1945年间在德国被使用过——「uber」在德语中是「高高在上」的意思。这种名称上的含混想表示这个公司在什么之上呢？可能是在乘客之上、在司机之上、在法律之上？这些都是很自然人们要反对的东西。这就是这个名字并不是最好的原因所在。当然，有可能优步最终会打败Lyft，但是这还不是定论。

钱颖一：所以你非常注意用词。

蒂尔：以爱彼迎（Airbnb）为例，我在爱彼迎上有很大的投资。这个公司名称要友好得多，意思是床、早餐和小酒店。并且爱彼迎是一家虚拟的酒店，甚至比床和早餐所指的范围还小，所以真的是很小。它根本不会威胁到任何人。那些大酒店不需要害怕，不会关闭，也不应该欺负这家小公司。而且，如果看一下西欧的监管，爱彼迎只在几个城市遇到了挑战，在3—4个城市。而优步在70—100个城市也遇到了挑战，数量上要多得多。我认为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

在我们投资某一家公司的时候，始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两个关键变量——质量和价格，是否在质量上要好得多，或者在价格上要便宜得多。我一直认为，这是在理论上的两个迥然不同的轴线，可以改善事物并产生影响。一方面，提供质量更高的产品，比现有的任何东西质量都要好，并收取合理的费用。另一个方面，提供相同质量的产品，但是价格要低得多。我认为，以我经历过如此多的公司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上来说，有更多的成功企业，它们是在具有定价权的条件下提供更高的品质。如果在质量相同的条件下，价格更加低廉的话，往往对消费者非常有利，但商业运作就越艰难。低价公司往往会削价——优步和Lyft都属于这一类别。爱彼迎的质量要高得多，能实现差异化，这是另一个不同之处。

价格降低后，只有在达到非常巨大的规模后才可以胜出。在美国互联网行业，一个通过低价胜出的例子就是亚马逊。他们用了20年的时间来真正实现盈利。所以，低价公司需要在前期经历一直的损失、不断地扩张，扩张规模，直到最终达到足够大的规模，取得规模经济的效果。如果一家公司要通过低价取胜，那就要达到非常庞大的规模。如果一家公司要通过质量取胜，那么通常达到中等规模就有机会胜出。

钱颖一：亚马逊让你吃惊吗？

蒂尔：人人都对此感到惊讶，它让人震惊。2000年初亚马逊的估价是每股140美元，2002年跌到6美元，而现在大约每股760美元。先下跌了94%。然后回升了100倍。

钱颖一：你认为优步中国与滴滴的合并意味着优步的失败。还有其他选择吗？

蒂尔：对于滴滴是好事。

钱颖一：那么对于优步呢？

蒂尔：是从中国退出，可能会再专注于赢得其他一些市场。但是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退出。

钱颖一：Lyft拒绝了通用汽车公司的5亿美元投资？

蒂尔：它们从通用汽车获得了5亿美元，我认为它们是拒绝了兼并。

钱颖一：你有什么可以与我们分享的吗？

蒂尔：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它们的决定是做一家独立的企业。

硅谷与中国

钱颖一：最近美国主流媒体上有几篇文章似乎谈到了硅谷和中国。举几个例子：8月2日《纽约时报》刊发重要文章，标题为《中国而不是硅谷在手机领域处于尖端》（「China not Silicon Valley is Cutting Edge in Mobile Phones」），并以微信为例来说明。两天后的8月4日，《华盛顿邮报》刊发文章，标题是《遇见在硅谷完成大宗交易的中国「耳语者」》（「Meet the China 『Whisperers』 Who Get the Big Deals Done in Silicon Valley」）。次日，也就是8月5日，周五，《华盛顿邮报》刊发另一篇文章，题为《中国资本席卷硅谷》（「China is Flooding Silicon Valley with Cash」）。在座的这些学生们，他们都是投资者和创业者。你生长在硅谷，在这些记者、新闻工作者们进行报道时，你是怎样看待这些有关硅谷和中国的变化的？他们有什么创新吗？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吗？

蒂尔：这非常难说，形形色色的文章太多。可以说，在IT、技术的背景下是有趣的，因为发生这些事情的主要地点是在中国，在中国的几个城市以及在硅谷。所以，人们自然而然想要了解在哪里会产生合力，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硅谷向中国学习的，或者中国可以向硅谷学习的，投资的方式，或者中国与硅谷是否构成竞争关系，事情的发展是否顺利，等等。这是一系列很自然的问题，主要因为，这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可以发生一些大事情的地方。人们不会去问有关硅谷和印度，或者硅谷和德国的任何问题。

诸如此类的事——我可以举出一个非常自恋的例子，先向大家道歉。我已经从出版商那里获悉了我的书的出版数量——全球的销售数量，并且本周早些时候，我与那些来自德国的朋友们在共进早餐时谈过，而我自己也是德裔，跟德国有一些关系。谈到销售数字，我的书在美国销量为26万本，在中国售出了超过100万本，中国的销量占全球总销量的2/3。印度的销量约为4万本，印度和中国的对比是4万和100万的规模。东亚的其他地区表现也非常好，中国台湾地区销量为6万本，韩国销量为5万本，日本销量为7万本。在日本，创业精神可能并不那么强，但是他们的购书数量却非常大。然后，德国销量为7500本，这就是西欧的情况。

钱颖一：他们知道你是德裔。

蒂尔：所以你认为这会有所帮助。我之前去过德国，用德语演讲了3—4次。我不会说中文，你知道的，但是中国人没有忽视我的书。这就说明了在这些国家创业活动的密集程度。在创新与创业的问题上，在中国和美国，人们都存在着极大的兴趣，然而在西欧，这种兴趣则极其有限。

中国的长处与短处

钱颖一：去年，也就是2015年，你在中国花了几周的时间为新书做推广。今年早些时候有两周的时间，你在清华讲授了一门课程。你还见到了许多兴致勃勃的中国学生、企业家和投资者。你对中国年轻人、投资者、创业家或者所有这些人的印象如何？

蒂尔：我发现大家对此产生的广泛兴趣令人难以置信，还有那些聪明、有天赋、努力工作的人们，也让我惊讶。整个社会都在朝着创业的大方向努力发展。作为一个外人，中国有很多事情让我无法了解。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一项特别重大的挑战就是中国在任何一方面都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从考入清华大学，到如果你是一位创业者，狂热的竞争，而很多企业乐于赚取很少的利润，因此竞争如此激烈。如果在中国要凭规模取胜，那么规模会非常大，因为这个国家本身就非常大。在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轴线上，竞争的激烈程度，要远远超过美国或者全球任何其他地方。激烈的竞争通过不同的方式，会表现出好或坏的两面性。竞争可以提高行业实力，使你脱颖而出，但却始终会带来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所参与竞争的行业或领域是否正确。

钱颖一：可以说一下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的有利方面和不利方面各是什么吗？为什么你觉得中国具有优势，反之也存在着劣势呢？

蒂尔：有利方面是：创业精神非常强烈；大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工作非常努力——这是三个主要的方面。

钱颖一：三个主要的方面：非常强的创业精神、良好的教育、工作非常努力。

蒂尔：非常有天赋，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钱颖一：良好的教育。这是三个有利方面。那么，不利方面呢？

蒂尔：不利方面——我会把所有不利的方面归于竞争因素，竞争过于激烈。受到普遍批评的一个方面就是，人们抄袭的速度太快。所有东西都被抄袭。

钱颖一：中国人很擅长学习。

蒂尔：但是这样也使竞争更加激烈。这样就使问题变得非常困难：什么样的企业才能成功？

钱颖一：由于面对这种程度的竞争，他们做事的速度很快，会很快扩大规模。

蒂尔：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如何在中国做到成功。这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

听众提问部分

提问1：我在中国和美国做地产项目，是一个传统企业，但是我们现在和IBM战略合作，利用一项互联网加区块链加房地产这样的转型和创新的产业互联网。我们知道，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都有数百万亿人民币或者数百万亿美元的存量房地产、存量资产。如何把存量资产证券化？我们采用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区块链，利用其真实性、唯一性、加密性和移动账本的机制，用智能合约相连接，然后构成一个未来P2P和互联网消费金融多重应用的集成系统设施。希望您给出些这方面的建议。

蒂尔:就太具体的例子给出建议总是很难，我只能从大的方面来说说一般的规则。广义来说，这个问题是关于能应用到房地产的金融科技。我总是从大处着眼来看看金融科技。金融科技面临的挑战是：在理论方面已经有了很多值得玩味的，但实践中还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监管问题。如果有新方法使房地产证券化，确实会提高它的价值，同时我认为房地产证券化也会受到一系列监管审查。近10年来美国有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涌现了大量金融工具。有很多挖空心思的方法将其证券化，来抬高估值，但是最后出现了太多金融工具。所以我认为金融创新太多，就会带来很多问题。

提问1：我想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互联网金融在美国和中国都处在探索的早期阶段。我们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信用问题，或者能替代信用，因为技术本身就是最大的信用。我个人认为技术+铆定房产这种解决方案可能是未来金融科技上一个巨大的突破。

钱颖一：在中国经常提到区块链，人们把区块链看作灵丹妙药。

蒂尔：近些年比特币很热，当然区块链是和比特币相关的技术。从这些技术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对区块链的发展前景比较悲观。比特币最开始是一种新型网络货币，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在其他方面却很局限。比特币并不是理想的支付方式，往往用来进行货币投机，但日常交易时就不是那么好用了。硅谷涌现了第一批比特币公司，但这些比特币公司发展得并不好。然后人们说，那就转向区块链技术吧。所以现在就出来了一批区块链公司，这些区块链公司发展得也不好。

拥有一项好的技术，然后寻求这项技术新的应用方法，这种模式在硅谷是行不通的。只有先去发现真实的问题，再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技术，才是可行的，顺序颠倒往往出问题。先有了好的技术，然后为了应用新技术而去制造问题，往往适得其反。纵观比特币、区块链在硅谷的发展历史，往往是后者居多。先有绝妙的技术和发明，再去找到哪里去应用。这种模式行不通。

钱颖一：对于这两种模式的观察和比较很有意思。

蒂尔：所以你总是希望出现问题，这样就可以应用这项技术了。

钱颖一：先有技术，再去找问题。

蒂尔：是的，当然我不确定比特币的确就是这样的模式。往往有人为因素，比如一些人，往往是科学家或者其他只懂技术、不懂经济的人。这些人有很疯狂的想法，当然他们会有很好的科学发明，但他们却不知道该怎样应用他们的发明。

提问2：您刚才说的这些话已经得罪了来这儿四五天的教授和CEO。您谈到科学总是第二位的，但是这几天来的所有人都在讲技术，讲科学。我想了解您说科学是第二位的不是在和前几天的教授和CEO唱反调吗？

钱颖一：他没有说科学是第二位的。他说的是，技术这个词本来是很广义的，但是现在在美国一说技术，自动就说成了IT技术，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这里他引出了其实技术进步并没有那么大，只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也太把技术局限在IT这个领域了。他是从这个角度讲。上次在清华他特别讲了这件事，整天拿着iPhone就觉得这里面天天有进步，其实没有那么大进步，这完全是个错觉。

提问3：我们现在都担心用过去成功的经验去指导未来，大家总希望您能给出很多的建议来解决问题。但是感觉上，您始终用您过去成功的经验来指导未来。您怎么想？

蒂尔:我不确定我这么说过。当然，或多或少我们总是吸取过去的教训并从中学习。实际上我提出的Facebook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Facebook不是普通的社交网络，而是第一家有着真正需要实名认证的网站。这就证明了不能用过去的成功经验指导未来。过去的经验总会被分门别类，而这样的分类是有误导性的。我一直反对分门别类，反对分析趋势，我不去分析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的趋势。这其实就是把刚刚过去的经验延展到未来。对于这些我一直都持怀疑态度。我努力在第一性原理的指导下更有逻辑地思考问题，而不是拘泥于以往的模式。我对历史很感兴趣，历史很重要。有些经历对我影响很大，我努力去理解历史。但是你必须明白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你。

提问4：首先，我个人很认真读了你的这本书《从0到1》，并且把书送给了我们的高管。我是做基金投资的，您在我心目中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和富有智慧的人，而且给世界上很多要创业的年轻人提供了一条出路，带来了一些提示和希望。我作为一个投资基金的负责人，我们也有100亿人民币的投资金额，您觉得我们以后的投资方向应该是怎样的？您走过的路更长，见识得更多，比我们看得更准确一些。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蒂尔：我总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正确答案的，因为总是在不断寻找答案过程中。这里也许我可以给你一个框架。作为投资者，我总会问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这是好的投资吗？——投资对象是不是一家好公司？所有人都会问这个问题。第二，关于这笔投资我是否有独到的理解，是其他人所没有的？

我能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可能会有潜在的伟大的投资决策。在硅谷，当我比别人更了解指数增长、网络效应，或者更了解一位新的企业家——总是有很多好企业家——的时候，我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有了满意的答案。投资人要寻求信息优势，必须了解其他投资人不了解的东西。在Facebook这个案例中，投资者们当时低估了它的价值，是因为他们只理解自己使用的东西。Facebook成立之初是面向大学的，从2004年到2006年，只服务于大学生。投资者们大多不在大学，所以他们没有系统地了解Facebook，因此也低估了Facebook的价值。Facebook在2006年年底才对所有用户开放，2007年进行第一轮融资。投资人自己不使用Facebook,也就严重低估了Facebook的价值。

作为投资人我经常问自己：我是不是在某些领域有盲点？是不是忽视了一些东西？如果我说有一个公式，只要照做就能赚钱，这当然是错的。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公式，我可以告诉在座所有人，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听到答案然后照搬，这个公式也就没有价值了。所以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钱颖一：很好，这其实是非常好的答案。这与今天早上沈教授的看法不谋而合。

提问5：我从事清洁能源技术，这两天我听了太多关于精准医疗的言论，它是生物技术推动下的人类对健康、寿命各方面管理的一个趋势。我想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一个生物能源的技术，来解决我们生存的地球的健康和寿命问题的。我认为我们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要通过技术来解决。我在生物能源技术方面奋斗了25年。我想请问您，您对生物能源技术的趋势有什么看法？您会不会支持生物能源技术，或者说您愿意在这一领域进行投资和探索吗？

蒂尔：我现在不会投资生物能源。我想重申我的看法，有些科技让世界更加美好，不仅是在发达国家，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人对于《从0到1》这本书很感兴趣，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大有斩获。今后虽然还会获益，但是获益不会那么大了。所以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来说，应该注重创新，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复制现有的技术。就这点来说，我认为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中国与美国以及西欧国家差别不会很大，都处于技术进步的浪潮之中。这对于所有国家来说都很重要。我想说的是，微观经济领域有很多技术进步，这对社会来说是好事，但对投资人却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清洁能源技术是造福社会的，但是对于创业投资者来说，很难获得成功，因为商业模式无法付诸实际。清洁能源技术市场庞大，一家公司很难做大，很难挣到钱。

对于精准医疗，情况可能比清洁能源技术好一点，但是生物技术面对的是与清洁技术相似的挑战。精准医疗对于社会非常有益，但是小型初创企业在美国想要拿到生命科学的创投基金非常困难。在过去的20年间，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投基金收益，比信息科学领域要低得多。这并不是因为信息技术比生物技术要更重要，而是因为微观经济学原因，这些生物技术领域的企业很难获得回报。所以我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微观经济学原因下，一些研究领域、一些科学技术在商业微观层面价值不大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推动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尽管面临微观经济学与商业挑战如何？我更偏向企业。我认为企业可以很好地把人组织起来，动员他们努力工作，并提出新的观点。但我认为有些创新很难让企业成功。

提问6：您好，首先我想问一个大众化的问题：历史上您所有投资的平均内部收益是多少？第二，在您所有的投资中，有没有典型的、刻骨铭心的失败案例？如果有的话，它带给您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蒂尔：我会解释我为什么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我过去失败过很多次。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年轻的时候没得到我想要的职位，在硅谷也有投资不顺的时候。在硅谷很多人都会把这些称为失败，我认为这很奇怪。和别人讲述自己是如何失败的，这是一种很奇怪的自夸方式。

我认为失败不是渴望的，我认为重要的是你不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比如你没能考进清华大学，想想你失败的原因。或许你不够聪明，或许你不够努力，或许你根本不想去这所大学，或许还有种种其他原因。这类失败案例相对简单。

如果你经营一家企业失败了，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可能你找错了合作伙伴，选错了市场，或者技术不成功，产品不够好，顾客不需要你的产品。失败是太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你从中学不到太多东西。有些时候对待失败的心态很重要，失败了要继续前行，不要沉浸在过去的失败中无法自拔。如果没有考到清华大学，就一辈子都在考虑这件事，试图学到点什么，还不如走出失败的阴影，找到更适合自己做的事情。我们都应该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失败。

从2005年起，创投基金回报率差不多为30%—35%。实际上最后只有少数投资是压倒性的，所以说成功比失败更重要。不要从失败中学习，而是要从成功中总结。成功没有规律可循，你不要太在意过去，重要的是总结过去成功的经验，这比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更重要。

提问7:我提几个问题：在您的投资过程中，关于主要的投资标准，除了您提到的创新精神，还有没有其他的标准？第二个问题是，像您名气很大，容易拿到项目，容易做市场，并且有影响力。那么像我们这些普通的或者说大众的投资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如果要进行排序，您认为投资哪个行业最有机会成功？说一个。

蒂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不相信所谓的投资趋势，所以我也无法告诉你趋势是什么。我认为最适合投资的一定是某家公司，而不是某个行业。值得投资的是像爱彼迎这样的公司。爱彼迎发展很迅速，未来前景会更好。值得投资的是爱彼迎，而非共享经济行业；是Facebook，而非社交网络行业。值得投资的一定是某个公司，这也是我最关注的。在中国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我整理过近些年我投资的公司，其中有一些前景很好。这听起来像是在劝你们投资我的股票，这不是我今天要做的。我想强调的是，我考虑的是某家公司，而不是某种趋势。

提问8：滴滴是中国有投资价值的一个成功案例，不过我认为最成功的还是雅虎投资阿里巴巴的案例。现在很多中国的投资人和企业家来到美国经商，他们如何在美国取得成功？您有什么建议？

蒂尔：对我来说在中国取得成功很难。我之前提到过，作为投资人，必须要问自己是不是对这个投资了解而别人不了解。中国人比我要了解中国，如果我说我比中国人还懂中国，未免太过狂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投资的问题我无法回答。

如果是相反的情况，你来到硅谷投资，你想比硅谷的投资人还懂硅谷，这同样很难，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有的时候硅谷拘泥于自己的圈子，缺乏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比如某事在中国已经开始可行了，但在硅谷还没有开始。所以对于投资人，最重要的是了解别人不了解的事。这一点是不变的。就像玩扑克牌一样，你首先要看清楚玩家中谁是最笨的，这个人会输得血本无归。如果你看不出谁是最笨的，就该明白，最笨的是你自己。你总是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提问9：我想问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这次来到硅谷访问，听到很多教授讲信息时代的问题。中美之间的投资，特别是在新技术方面的投资越来越多。和以前相比，两国在投资和技术方面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中国同美国在政府层面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那么对于我们在座的商业、投资领域人士，将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影响到投资？您怎么看待中国关系走势？您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呢？

蒂尔：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也不该回答。抽象来说，两国的关系非常重要。经济增长对于中美关系以及各国关系都非常重要。如果世界经济处于增长，每个国家都会受益。如果没有增长，就会有零和博弈，一个国家获益，就意味着另外的国家受损。在我看来这类政治问题其实是经济增长问题。如果全球经济不增长，无论政治领袖是谁，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会恶化。如果全球经济繁荣发展，每个国家都能受益，政治将会好。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和技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所以我们要推动技术快速发展，技术进步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能解决部分问题。

钱颖一：大多数在座的都会同意这一观点，即认为经济增长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我们的讨论到这里结束了。谢谢你今天下午的分享。讨论部分非常精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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