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没有真正推动技术创新，谁该资助它？

科学研究真能助力创新吗？科技记者和知名科普作家 Matt Ridley 在这篇文章中分享了有些「毁三观」的观点，曾引发学界热烈讨论。时值中国「十四五」大力提倡科技创新，重温这篇2015年旧文，把握政府角色「度」在哪里，不失为一种参考。

文章认为，「政府不资助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就无法获得资金，而如果科学研究无法得到纳税人的资金支持，也就不会有经济增长」，这样的思维不符合事实。

你看，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那段时间里，美国和英国的公共科研资金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这两个国家却为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同期的德国和法国虽有大量公共研究资金，但不管是在科学还是在经济学领域，都没有得到更大的成就。

那些大力推崇政府积极投资科研背后的线性思维——「科学推动创新，进而实现商业化」，也只是一厢情愿。作者认为，技术进步有着自己演化轨迹，是由实践者推动。后者不断尝试直到造出更好的机器，与实验室里的抽象科学研究关系不大。

Matt RIdley 来头不小，早年就读于伊顿公学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主修动物学。后进入《经济学人》担任科学编辑。曾为《每日电讯》、《华尔街日报》、《时代》撰写专栏。著作曾入围六大文学奖项，包括《洛杉矶时报》图书奖与美国国家科学院颁发的最佳科学图书奖。

本文系作者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专栏文章，当时正值其著作 The Evolution of Everything: How New Ideas Emerge （《自下而上：万物进化简史》） 即将出版。作者另一部作品《理性乐观派》对中国读者影响很大。

作者 | Matt Ridley

编译 | Panda

创新这个过程非常神秘，难以描述。技术变迁似乎是某种不可违逆的演进式的过程——我们无法阻止技术进步，也无法为其加快多少速度。而且，技术变迁也实在算不上是科学的产物。大多数技术突破都源自技术专家的修补与改进，而非研究者探索各种假设的结果。听起来可能与直觉相悖，但「基础科学」在催生新发明方面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样有效。

假设托马斯·爱迪生在发明电灯泡之前就死于电击，历史会有很大的不同吗？当然不会。据 Robert Friedel、Paul Israel 和 Bernard Finn 所写的发明史描述：在爱迪生的版本之前，至少有 23 人已发明某种版本的白炽灯泡。

其它发明也有类似情况。伊莱沙·格雷（Elisha Gray）和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在同一天申请了电话的专利。在谷歌于 1996 年问世时，就已经存在好些搜索引擎了。正如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其著作《科技想要什么》中记载的那样，我们知道温度计有六位不同的发明者、皮下注射器有三位、疫苗接种技术有四位、电报有五位、照相术有四位、蒸汽机船有五位、电力铁路有六位。历史学家 Alfred Kroeber 写道：发明的历史是「一条并行发展的实例构成的连绵不绝的长链」。

这个说法在科学和技术领域都成立。英语国家的波义耳定律（Boyle’s law）和法语国家的马里奥特定律（Mariotte’s Law）其实就是一回事。因为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正确地宣称自己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艾萨克·牛顿还为此多次宣泄他的愤怒。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和查尔斯·达尔文都在读过马尔萨斯的同一本书《人口论》之后获得了同样的思想见解，达尔文也因此最终发表了他的理论。

渐渐地，技术发展出了某种形式的自主性，直到现在还依然具有某些生物实体的特性。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 Brian Arthur 认为技术是自组织的（self-organizing），而且从效果上看，技术可以适应其环境并在其中再次发生。因此，技术可被视为一种生物，就像珊瑚礁也可被视为一种生物一样。当然，如果没有动物（也就是人）去构建和维护，它就无法存在，但珊瑚礁也是如此。

而谁又知道这个说法将在何时不再适用于技术并且其将实现自我构建和自我维持？在科技作家凯文·凯利看来，「技术元素（technium，即由我们的整体机器系统构成的不断演进的有机体）」已经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有机体，它往往遵循自己的需求行事。」它「想要每个生命系统都想要的东西：让自己持续存在。」

到 2010 年时，互联网上的超链接数量已经差不多接近大脑中的突触数量。现如今，赛博空间中的通信中大部分都不是来自人，而是源自程序——它们执行着监控、算法金融交易以及其它任务。现在已经基本不可能再将互联网关闭了。

将技术看作是一种不管谁负责都会自动持续不断演进的实体是一个新的视角，而这个视角能推导出让人惊讶的内涵。人只是这个过程中的棋子。我们乘浪而行，而非掀起创新的波涛。技术终会找到自己的发明人，而不是反过来。除非谋杀一半的人口，我们没法阻止它发生，甚至说就算杀死一半人口也无法阻止。

事实上，技术禁令的历史就能说明这一点。中国明朝禁止过大型船舶，日本幕府将军禁用过火枪，中世纪的意大利禁止过绢纺，美国也曾在 1920 年代下达过酒精禁令。这样的禁令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中国和日本的案例中长达三个世纪，但最终，当竞争出现时，这些禁令都会被废止。与此同时，这些技术还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持续发展。

现如今，我们已经无法想象软件开发突然中止的场景。就算联合国试图强行禁止软件开发，世界上某个地方某个国家也会尝试培养程序员。这个想法很是荒谬，却能说明我的意思。

禁止更大型技术的技术开发也会更容易一些，因为更大型技术往往需要大规模投资和国家监管。举个例子，欧洲有一个基于「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的事实上的农作物基因修改禁令，现在已经相当成功地维持了二十年。预防原则的思想是：为了防止产生危害的可能性，即便这种可能性还很遥远，也要阻止新技术的发展。现在看起来他们也可能对页岩气开采采取同样的态度。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在全球范围内阻止这些技术的研发。

伊莱沙·格雷和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在同一天申请了电话的专利。

同时出现的发现和发明意味着专利和诺贝尔奖在本质上都是不公平的。而且事实上，每次诺贝尔奖颁发之后，很少不会出现一群因为失望而痛苦的人，而且这些人也有痛苦失望的足够理由。

专利和版权法向个人给予了太多荣誉和奖励，这意味着技术的发展是由无耻混蛋推动的。回想一下，授予专利的最初意图并不是将垄断利润奖励给发明者，而是鼓励他们分享自己的发明。为了实现这一点，一定的知识产权法是必要的痛苦。但这已经保护过头了。现在的大多数专利一方面是为了分享思想，另一方面更是为了维护垄断和阻止竞争对手。而这会抑制创新。

即使最明确的论文或专利应用也没有足够明晰地详细解释，无法帮助其他人回溯得到这一结果的大量可能实验步骤。一项对激光的研究发现，蓝图和书面报告并不足以帮助其他人复制一项激光设计。你必须与做出这项设计的人谈才行。因此，专利往往不能实现应有的开放度，反而会抑制发展。

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 Edwin Mansfield 在 1970 年代研究过新英格兰地区 48 种化学品、药物、电子和机器产品的开发过程。他发现，平均而言，复制一项产品所需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分别为发明这项产品的 65% 和 70%。而且，这还是具有技术专业技能的专家的水平。因此，就算可以完全自由地复制，公司仍然希望能自己开辟新产品。商业公司做基础研究的原因是他们知道这能让他们获得助力未来创新的隐性知识。

政治家相信，创新可以像水龙头一样开启和关闭：从纯科学的见解开始，然后转译到应用科学，进而变成有用的技术。因此，如果你是一位爱国的立法者，为了确保象牙塔里的科学家有充足的资金供应，同时技术也在象牙塔外蓬勃发展，你必须做些什么？

这种关于科学如何驱动创新和繁荣的线性模型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初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他敦促当时的英格兰在使用科学推动发现和商业利益方面追赶葡萄牙。据说，葡萄牙亲王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于 15 世纪在地图制作、航海技术和导航技术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而导致了对非洲的探索，并使葡萄牙通过贸易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培根想要复制这样的成功。

但是，近期的学术研究表明这个故事只是一个传闻，或者说是亨利王子用来宣传的说辞。和大多数创新一样，葡萄牙航海技术的进步源自航海家们的不断试错，而不是天文学家和制图师的猜测。如果非说有联系，应该说是科学家受探索者的需求所驱动，而不是反过来。

由生物化学家转职成的经济学家 Terence Kealey 通过这个故事说明这种线性的教条（科学推动创新，进而实现商业化）在科学和政治世界中虽然很普遍，但却是错的。其误解了创新的来源。事实情况通常刚好相反。

回看创新的历史，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科学突破是技术变迁的「果」，而不是「因」。天文学兴盛于大航海时代，这并非巧合。蒸汽机的发明几乎与热力学这门科学的研究进展毫无关联，但热力学的科学研究进步却几乎要完全归功于蒸汽机。DNA 结构的发现严重依赖于生物分子的 X 射线晶体学，这项技术是羊毛工业为改善纺织品而开发的。

技术进步是由实践者推动的，他们不断尝试直到造出更好的机器，抽象的科学反思是他们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正如亚当·斯密在观察过 18 世纪的苏格兰工厂后在《国富论》中写到的那样：「在生产制造中使用的很大一部分机器……原本是由普通工人发明的」，并且「这些机器的制造者们的创造力」还带来了许多改进。

由此可知，其中对政府赞助的科学研究的需求更少了：产业界能自己做。做出创新之后，这些创新能为其背后的原理研究带来资金。蒸汽机发明之后，热力学研究获得了资金。Kealey 先生的这一结论是如此另类，以至于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无法理解，更别说科学家自己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有一股信念：如果政府不资助科学研究，那么科学研究就无法获得资金，而如果科学研究无法得到纳税人的资金支持，也就不会有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 1957 年表明，技术创新是大多数经济增长的根源——至少在不开疆拓土或增长人口的社会中是如此。他的同事 Richard Nelson 和 Kenneth Arrow 分别在 1959 年和 1962 年解释说政府的科研资金是必要的，因为比起搞原创研究，复制他人的成果成本更低。

Kealey 先生写道：「Nelson 和 Arrow 的论文的问题是它们是理论上的，是一两个困扰的思想在他们的经济学家象牙塔中得到的，而在真实世界中，似乎确实有一些私有资本赞助的研究。」他认为，现在仍没有实际证据表明公共科研经费的必要性，而且历史记录还给出了相反的证据。

毕竟，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那段时间里，美国和英国的公共科研资金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这两个国家却为科学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同期的德国和法国虽有大量公共研究资金，但不管是在科学还是在经济学领域，都没有得到更大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两国开始用公共钱包大力赞助科学研究。随着战争科学的成功以及苏联国家赞助的研究催生了人造卫星 Sputnik，看起来似乎很显然：国家赞助必定能大有作为。

但实际上，Sputnik 非常依赖 Robert Goddard 的研究成果，而他的资金来源是古根海姆（Guggenheim）家族。因此，真实的情况可能刚好相反。然而，虽然英美两国掀起了这股科研赞助热潮，但它们却没能从中收获多少红利。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变得比以前更快。

2003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研究了 1971 年到 1998 年之间「OECD 国家的经济增长来源」。其中出人意料地发现：尽管私有资本赞助的研究开发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公共赞助的研究却对经济没有任何影响。真是一点都没有。这一地震般的结果从未受到挑战或被证伪。这个结论与科学需要公共赞助的论点背道而驰，于是给一些人带来了不便，就被忽视了。

2007 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经济学家 Leo Sveikauskas 得出结论：许多形式的公共资金支持的研发活动的回报率接近于零，并且「许多大学和政府研究的要素的回报率都很低，绝大多数只能间接地为经济增长做一点贡献，甚至根本没有贡献。」

正如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利坚大学的经济学家 Walter Park 总结的那样：对于这种分歧的解释是公共研究资金几乎肯定地会将私有资本排挤出去。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将钱投入到错误的科学领域，恰恰会阻止研究者正确地研究这个领域。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中，支持公共研究资金的论点是那些由公共资金所带来的发现：从互联网（美国的国防科研）到希格斯玻色子（瑞士 CERN 的粒子物理学研究）。但这极具误导性。由于政府的慷慨赞助来自其巨额税收，因此如果什么也没发现，那才奇怪呢。这不能说明如果采用其他赞助模式就什么也发现不了。

而且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由于政府资金排挤了慈善和商业资金（它们可能会有不同的优先级），我们错过了什么发现。在采用另一种赞助模式的世界里，关于生命、宇宙和心智的重大问题可能不会被忽视，比如富人为了克隆宠物可能会提供研究资金。

刻意的政策并不能带来持续创新，进而助力经济增长并带来繁荣。政府不能决定发现或发明；它们只能确保自己不成为绊脚石。只要得到许可，人类之间的自由交流就能自发地涌现出创新。深度的科学见解是从技术变迁之树上落下的果实。

参考链接：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myth-of-basic-science-1445613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