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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博士生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发展规模已进入世界前列。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博士生共招收7.73万人，在学博士生34.2万人，毕业博士生5.5万人， [1]成为世界博士生教育第一大国。博士生教育作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主要培育场所，其培养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整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和未来的创新潜力，因而提升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声望是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体系最为重要的议题。根据2007-200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开展的全国规模的质量调查显示，“导师指导”是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最关键因素, 影响着学生创新能力和学术能力的发展。[2]
一方面，我国博士生的招生规模每年以一定的比例在增长, 博士生导师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 从2012年的统计数据来看，研究生院高校导师人数达8.6万人，博士生导师占45.6%，共有39216人。[3]
但另一方面，对博士生导师的学术和指导能力的要求在不同高校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出现了因导师指导不足而产生的质量问题，例如博士论文选题的前沿性与创新性不足，毕业时间延长甚至因为中途退出而产生的耗损率不断提高，以及博士学位论文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甚至因为严重紧张的师生关系而导致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关涉导师的学术素养和指导水平问题，也反映了导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目前对于博士生教育阶段导师指导的探讨不多，主要原因在于博士生和导师之间形成的指导关系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活动, 在不同个体、高校和学科领域间难以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标准或规则，但从博士生这一微观的视角分析博士生对于导师的选择、师生关系以及导师的指导体验, 是一个较为理想的路径。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从“概念”的历史演进来看, “导师” (Mentor) 一词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 中，Mentor是奥德修斯最忠诚的朋友，在特洛伊战争期间，他委托Mentor指导自己十岁儿子忒勒马科斯的教育和成长，忒勒马科斯的教育包括身心各个方面的发展，包括身体、智力、道德、精神、社会和管理等，因此Mentor担负着多重角色，即教师、教练、答疑解惑者、知己、咨询者和朋友。[4]尽管“导师”的思想已经发展了几个世纪，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导师”的概念和指导关系的重要性才被“重新发现”并流行起来，李维森 (Levinson) 曾经对“导师”的概念作了一个普遍接受的界定，认为“导师”应该是一名教师、老板、编辑或是保护人(Protege) ， 是给予智慧、帮助、批评并赐予祝福的经验丰富的合作者，他建议可以用指导者 (Adviser) 、帮助者 (Sponsor) 或咨询者 (Counselor) 这些术语来做“导师”的同义词。[5]在博士生教育中，导师一般指对个体发展有益且紧密联系的人， [6]亦是博士生的学术指导者，或者是某个领域或研究机构的专家，在博士生的整个学习生涯中，导师通过各种支持和帮助为未来培养研究者。 [7]博士生与导师之间形成的指导关系的质量和特征是博士生学习期间最为重要和敏感的部分, 指导 (Mentoring) 被定义为“一个养育过程, 其中更有技能或经验的个人，充当着榜样、教师和支持者的角色，鼓励、指导和帮助一个能力或经验较低者，以提高后者的专业和个人发展”[8]。
导师在博士生教育中承担何种角色？尽管一些文献指出导师对职业成功的重要性以及他应该承担的角色，但在如何界定导师的行为和角色上仍然缺乏一致的观点, 尤其是缺乏一些实证研究。
卡特 (Carter) 提出了导师量表 (Mentor Scale) ，描述了导师的16类指导行为, 包括行为模型、精神帮助者/咨询师、资助人、评价者、教师/培训师/教练、价值观传递者、主人、领路人、建议者、榜样、顾问、指导老师和智力激励者。[9]不过师徒关系 (MentorProtégéRelationship) 的核心又包含着全面性，因此很难分辨到底是导师扮演的哪种角色影响了学生的发展。
巴恩斯 (Barnes) 和奥斯丁 (Austin) 的研究认为，不同大学甚至同一院系导师的具体指导方式有很大的个体差别，并没有统一的指导模式，不过大学和学生对导师仍然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角色期待，即培养博士生成为未来成功的研究者。[10]
导师应在合作、指导和给予学生建议上发挥主要作用, 还应紧跟学术研究的最新趋势并对学生提供心理和情感上的帮助和支持。[11]作为一名合格的导师应具备哪些特征？研究（xueshuzhi001）认为, 学生喜欢的导师类型是多样的, 其中成功导师的特征主要包括正直、值得依赖、易相处、关心学生、诚实和具有学术能力等。[12]在确定导师时，学生并不是寻找“朋友”，而是一位能够督促他们在学术和职业上进步的人。
学者们还针对导师及其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指导关系，对博士生发展的作用进行了一些定性和定量的研究。莫利卡 (Mollica) 等人以关键词搜索的方式，对2003-2014年期刊发表的关于博士生导师与学生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其中有12篇文献涉及导师指导的作用。研究显示，尽管指导学生是一项十分费时的工作，但博士生能够从这种指导中受益，例如降低社会隔离感、提升学术能力、提高毕业率等。[13]哈奈特(Hartnett) 曾研究了对博士生的社会—心理发展最为重要的五个影响因素，首要因素便是学生与导师之间关系的本质和质量。[14]蒂姆·门哈德 (Tim Mainhard) 根据前人的研究基础, 发展和完善了师生互动关系问卷, 用于研究怎样的师生互动最适合博士生学习, 使后者满意并有利于完成高质量的学位论文。[15]在博士生教育中，获得导师有效的指导可以提升学术成就和社会化水平, 培养学者气质以及研究和职业发展能力。[16]导师指导也是降低博士生耗损率 (attrition rate) 和缩减毕业时间的重要策略。[17]美国博士生的耗损率平均达到了40~50%, 在针对退学博士生的研究中发现, 退学原因主要包括个体因素与组织因素。个体因素包括婚姻状况、孩子或家庭责任, 而组织因素则包括错误的指导 (misadvising) 、缺少经济资助、隔离感、教师离职和院系政治制度和文化等。[18]此外，博士生一般处于一个学习压力较大的环境中, 导师在心理上的帮助可以提升博士生的自我效能。[19]
从国内研究来看，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导师与博士生的关系进行探讨，包括所体现出的特点和学科之间所呈现出的差异。王东芳 (2015) 利用质性研究的方式，对美国一所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进行访谈，以化学和英语学科为例，比较了不同学科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反映出不同的指导风格，形成不同的权力结构和紧密程度，会影响到博士生的培养状况。[20]王东芳 (2014) 的研究证实学科文化对不同学科的师生合作仍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21]因此, 博士生培养是否需要依托科研课题取决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文化, 而且不同学科的依托形式和程度也不同。
宋晓平、梅红 (2012) 的研究结果显示, 师生互动关系处于“高度合作+一定程度强势指导”和“高度合作+一定程度尊重学生观点和意见”时, 更有利于推进博士生的科研进展。[22]从冯蓉、牟晖 (2014) 的研究得知, 尽管从总体上看不同学科的博士生较为趋同地认为导学关系的本质属性是“学术指导关系”, 但不同学科的认可程度存在差异。[23]陈珊、王建梁 (2006) 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关于导师指导情况的调查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并通过国际比较, 认为导师指导频率是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24]任婷、秦静 (2012) 通过调查发现, 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与博士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一般论文的质量以及科研能力有很大关系。[25]范皑皑、沈文钦 (2013) 经过研究发现, 良好的导师指导也存在学科差异, 对于人文学科, 博士生更适宜“协商秩序”模式的指导, 而对于工学博士生则更适合“技术理性”模式的指导。[26]
在我国, 对博士生与导师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较少, 关于导师指导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性也缺乏认识。基于此, 本研究主要围绕当前博士生对导师地位的认识、指导关系的满意度以及当前指导关系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实证调查研究。
研究设计与基本数据
在研究工具的设计中, 导师在博士生培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导师自身所具备的学术修养、指导学生的能力和态度、个体的性格和道德特征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因此，问卷工具将包含上述维度，通过博士生对这些指标的主观认同态度，来反映当前博士生对导师的满意度以及导师指导在博士生培养中所产生的作用。问卷的主体内容包括：博士生背景信息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就读高校、年级、学科、攻读方式等；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关系包括博士生选择导师的标准、导师的指导频率以及博士生对导师的满意度等；此外还有博士生的发展状况, 包括学术素养、研究能力以及学术竞争力维度。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法, 将问卷主体部分的填答方式分为七点, 采用七重计分法, 即从消极到积极分为七个等级, 1代表完全不同意, 7代表完全同意。
自2015年到2016年间，课题组在调查中总共选取了44所大学作为样本高校，其中大部分属于“985工程”建设高校 (简称“985大学”) 或“211工程”建设高校 (简称“211大学”) 。
对高校的选择主要考虑：
(1) 区域均衡。所选高校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北等地区, 样本高校的选择兼顾了区域分布的平衡。
(2) 类型均衡。样本高校覆盖“985大学”、“211大学”和一般大学, 分别包括部属大学、省属大学及其他类型大学。
(3) 学科均衡。高校类型的选择充分考虑学科的平衡分布, 包括理、工、医、农、林等学科布局, 基于各高校自身的优势研究领域, 尽可能涵盖13个一级学科。
在调查实施中采用纸质版和电子版结合的方式, 一共发放问卷2000份, 每所学校发放问卷数量为30~50份, 最终回收了1656份问卷, 剔除无效问卷后, 剩余有效问卷1454份, 有效回收率为72.7%。
数据分析
博士生选择就读学校的影响因素
为了更好地了解导师在博士生培养中所处的地位，问卷设计了博士生选择就读高校或博士点的影响因素指标，所包括的选项有学校声望、专业排名、导师声誉、学术要求、入学考试等方面。从均值分析与排序可以看出，影响博士生选择就读学校或博士点的重要因素为导师的声誉，其次为专业排名和学校声望，均值分别为5.6、5.41和5.05，介于比较同意与同意之间。可否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以及是否能顺利获得学位也在博士生的考量范围内，入学考试是否容易通过的均值最低，所产生的影响较小 (见图1) 。博士生在就读学校的选择上以导师的声望为主，可见导师在博士生培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图1 博士生选择就读学校或博士点的影响
博士生选择导师的标准要求
导师对博士生未来从事学术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如何选择导师成为进入博士培养项目的第一步。问卷设计了选择导师标准的相关题项，通过均值分析可以看出，博士生对导师的选择主要基于导师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声望、研究方向、学生指导的良好口碑, 均值分别为5.65、5.49和5.4，介于比较同意与同意之间。而社会影响力、熟悉程度、是否好找工作选项的均值偏低，尤其是导师行政职务选项的均值最低，博士生对其比较不同意 (见图2) 。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博士生在选择导师时更看重“学术”因素，而非“行政”因素。不过，由于目前我国高校存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重叠的状态，对这一问题回答的真实性有待深入探究与分析。
图2 博士生选择导师的标准
上述描述分析可以看出，博士生都比较认同导师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声望、研究方向以及学生指导的良好口碑。进一步采用平均数差异检验的方式，分析博士生选择导师的标准在性别、就读学校以及所属学科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从性别维度来看，主要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在考虑方差是否齐性的条件下，男生与女生在社会影响力、学生指导的良好口碑、研究方向、熟悉程度、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声望维度上, 没有呈现出显著差异。但在导师行政职务 (t=4.289, p<0.01) 和是否好找工作 (t=4.406, p<0.01) 维度上呈现出极其显著的差异，从均值比较来看，男生比女生的均值更高，男生更为认同导师的行政职务和易于找工作维度，在选择导师上对其更为看重。
从所属高校来看，主要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就读于“985大学”、“211大学”和一般大学的博士生进行比较。经过F检验, 不管就读于什么类型的高校, 博士生在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声望、研究方向、学生指导的良好口碑、是否好找工作维度上, 没有呈现出显著差异；但在导师行政职务 (F=3.718, p<0.05) 、熟悉程度 (F=3.879, p<0.05)、社会影响力 (F=5.595, p<0.01) 维度上呈现显著差异。经过LSD事后多重分析，就读于“211大学”的博士生在导师行政职务的均值显著高于“985大学”，就读于一般大学的博士生在熟悉程度的均值显著高于“985大学”，就读于“211大学”的博士生在社会影响力的均值显著高于“985大学”和一般大学，博士生在上述三个维度均呈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
从学科类型来看, 根据高等教育的学科分类，通常将学科分为人文社会科学 (文科) 和自然科学 (理工科) ，主要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式。在考虑方差是否齐性的条件下, 文科与理工科博士生在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声望、行政职务、研究方向、学生指导的良好口碑维度上，没有呈现显著差异；但在熟悉程度 (t=2.439, p<0.05) 、社会影响力 (t=2.146, p<0.05) 维度上呈现显著差异, 尤其在是否好找工作 (t=-3.621, p<0.01) 上呈现极其显著差异。从均值比较来看, 文科博士生在熟悉程度、社会影响力上显著高于理工科, 而在是否好找工作上显著低于后者。文科博士生相比理工科在导师选择上更注重与导师的熟悉程度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度。
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
鉴于导师在博士生培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导师的指导频率可以视为建立良好指导关系的重要指标。从均值分析来看 (见图3) , 博士生遇到学术问题后, 比较同意会首先与导师沟通 (M=4.53) 。博士生每周、每月与导师会面的频次较多, 其均值分别为4.34和4.32, 处于一般和比较同意之间;而与导师会面次数非常有限的选项, 其均值为3.81, 处于比较不同意和一般之间。可以看出, 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频次比较固定, 按照一定的频率来进行, 博士生基本上能够定期与导师进行会面并沟通研究和学习情况。从各选项的具体选择数量来看, 博士生在各选项的分布比较分散, 也就是说, 博士生找导师沟通以及会面的频次因人而异, 有的博士生与导师的会面频率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图3 博士生与导师会面的频率分布
在导师指导的满意度分析上, 主要指标包括导师指导的重要性、责任感、学术指导、学术修养等 (见表1) 。从各维度均值来看, 导师指导的重要性和不需要导师太多的指导的均值分别为5.9和3.42, 说明博士生很看重导师的指导, 认为导师指导在博士生训练中非常关键, 对不需要导师太多指导的看法基本上持不赞同态度。博士生对导师指导也存在着一些满意度不高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责任感、学术指导、学术修养、指导质量维度, 其均值分别为3.47、3.22、3.37、3.65, 介于比较不同意与一般之间。博士生普遍认为导师参与的事务性或与学术无关的工作较多, 均值为4.91, 接近于比较同意。此外, 博士生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的均值为4.49, 介于一般和比较同意之间, 持比较认同的状态。
表1 博士生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
从上述描述分析可以看出, 博士生都比较认同导师指导的重要性, 但在责任感、学术指导、学术修养、指导质量、参与事务性工作维度上表现出满意度不高的问题。进一步采用平均数差异检验的方式, 分析导师指导满意度在性别、就读学校以及所属学科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从性别维度来看, 主要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在考虑方差是否齐性的条件下, 男生和女生在这些维度上都呈现极其显著的差异。从均值比较来看, 女生在重要性程度、责任感、学术指导、学术修养、指导质量、参与科研项目的均值都显著高于男生, 男生则在参与事务性工作和不需要导师太多指导的均值显著高于女生。女生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更显著高于男生, 男生的满意度相对较低。
从所属高校来看, 主要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对就读于不同类型高校的博士生进行比较。经过F检验, 不管就读于什么类型的高校, 博士生在不需要导师太多指导上呈现显著差异, 在其他维度都没有呈现显著差异。经过LSD事后多重分析, 就读于“211大学”的博士生在不需要导师太多指导的均值显著高于“985大学”和一般大学, 呈现显著的组间差异。而在其他维度上均没有呈现显著的组间差异, 呈现比较一致的状况。
从学科类型来看, 根据高等教育的学科分类, 通常将学科分为人文社会科学 (文科) 和自然科学 (理工科) , 主要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式。在考虑方差是否齐性的条件下, 文科与理工科博士生在重要性程度、学术指导、指导质量、不需要导师太多指导维度上, 没有呈现显著差异;但在责任感 (t=2.064, p<0.05) 、学术修养 (t=2.767, p<0.01)、参与事务性工作 (t=-2.562, p<0.05) 、参与科研项目 (t=2.673, p<0.01) 维度上呈现显著差异。从均值比较来看, 文科博士生在责任感、学术修养、参与科研项目的均值都显著高于理工科, 而在参与事务性工作上显著低于后者。
导师指导与博士生
基于上述描述性分析与平均数差异检验, 为探讨导师指导在博士生培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继续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式, 对导师指导的维度和博士生科研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在自变量的选择上, 按照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状况, 主要包括指导的重要性程度、指导质量以及指导频次, 导师所具备的学术修养、责任感, 导师从事的事务性工作、与博士生之间的学术讨论, 博士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等8个变量;在因变量的选择上, 以博士生在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维度的发展状况为主。
针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探究, 主要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方法 (Pearson Correlation) , 得到双尾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 导师指导的重要性程度、与导师的学术讨论、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指导频次和指导质量, 与博士生学术科研能力发展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可以说, 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频次越多, 博士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学术讨论越多, 那么博士生在学术科研能力的发展上越好。此外, 博士生对导师的学术修养和责任感的认知程度偏低, 这两个因素与博士生的学术科研能力发展之间呈弱相关, 而导师所从事的事务性工作与博士生的学术科研能力之间呈负相关, 导师参与事务性工作越多, 越会影响到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见表2) 。
表2 导师指导和博士生学术科研能力间的相关分析
注:*在0.05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在0.01水平 (双侧) 上显著相关。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 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导师指导对博士生学术科研能力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用, 究竟导师指导的哪些维度会对学术科研能力产生关键影响, 对其进行从轻到重的排序, 解释影响的比重。多元线性回归 (Simultaneous Multiple Regression) 的分析方法旨在找出自变量的线性组合, 简要说明一组预测变量与效标变量之间的关系, 能够说明自变量间的线性组合与效标变量间关系的强度, 解释变异量达到显著性水平, 对其具有更大的预测力。[27]因此, 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式, 建立导师指导和学术科研能力发展的回归分析模型, 探究具体的影响程度。
在回归方程构建中, 将指导重要性程度、学术修养、责任感、事务性工作、学术讨论、参与科研项目、指导质量、指导频次作为自变量, 将博士生学术科研能力作为因变量。主要采取进入法的方式, 将所有自变量都纳入到回归模型中, 得出相应的分析数据。从结果来看, 多元相关系数为0.474, 其联合解释变异量R2为0.225, 即表3中8个自变量能联合预测博士生学术科研能力22.5%的变异量。其中, 有5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较大, 对学术科研能力发展的解释比重也较大。这些重要因素分别为重要性程度、学术讨论、参与科研项目、指导质量和指导频次, 能够解释学术科研能力发展的比重占到绝大部分, 其他因素的解释力度偏小 (见表3) 。与相关分析的结果相比, 出现比较一致的状况, 导师指导的上述因素对于博士生学术科研能力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导师指导的重要性程度, 博士生越重视导师指导的作用, 越能从中获得更好的学术能力养成。
表3 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学术科研能力间的回归分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 利用问卷工具来对博士生培养中导师指导的重要性进行探究, 也验证了导师指导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从上述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 博士生在选择学校或博士点的时候, 最为看重的是导师的学术声誉, 并且在选择导师的标准上也注重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声望。博士生在对导师指导的满意度上, 认为导师指导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在没有充分的指导下难以获得有效发展。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中, 导师指导的具体维度对博士生学术科研能力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指导重要性程度、学术讨论、科研项目、指导频次和质量对其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 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比如与导师的会面频率在个体间存在的差异比较大, 有些博士生难以保障有效的会面时间。博士生还对导师指导某些方面的满意度不高, 比如责任感、学术指导等。导师过多地承担事务性工作, 也会影响对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在这些研究发现的基础上, 可以针对性地提出完善的建议与措施。
导师与学生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亟待形成
从博士教育的历史来看, 博士生与导师的关系被认为是影响学术质量最重要的方面。导师是博士生在教育历程中至关重要的人物, 其原因是在博士生的教育中, 系科是主要的社会化机构, 导师是学生和院系间的协调人, 因此导师对学生的社会化、博士教育的质量以及未来的职业选择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一些研究显示, 师生关系是博士生教育中最令人失望的部分, 博士生认为他们没有获得足够的教师反馈, 他们也没有足够多的机会与教师共同工作和思考, 一些学生如同廉价的劳动力一样为教授的研究项目工作, 他们期待教授应该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指导学生的工作和学生的学术发展。[28]从本次调查来看, 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诸如责任感不强、师生关系不紧密等问题, 需要采取措施进行改进以提升博士生教育质量。
从此次的调查来看, 大多数博士生认为导师的指导在博士生的培养中非常重要(M=5.91) , 导师的声誉不仅是博士生选择进入哪个博士项目的最重要标准 (M=5.63) , 也直接决定着博士生未来的科研发展和创新水平。从图4可以看出, 导师的学术能力和水平、研究方向以及导师对学生认真指导的良好口碑是选择导师的重要指标。但很多被研究者认为, 一些导师将过多的时间用在事务性工作中或自身的学术素养有限, 导致缺乏对学生的学术指导, 相当一部分学生与导师会面的频率较低 (“每月一次”选项的均值为4.31) 。当然, 不同学校间, 导师的使命感也不尽相同, 例如在统计中发现, “985大学”的导师对学生指导的频率高。
图4 博士生选择导师的重要性指标排序
提升院系责任, 明确师生的职责与义务
博士生与导师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紧密关系, 他们从学徒和学生开始, 最终可能成为学术创新的合作者和伙伴, 因此建立一种富有成效且友好的伙伴关系, 一方面有利于学生按时并高质量地完成博士学位, 在大科学和协同创新的背景下, 也是导师或科研团队从事高质量科研的人力保障。但很多时候, 师生关系并没有那么完美, 部分原因是很多导师对如何指导博士生缺乏经验和认识, 难以有效地指导学生;而一些博士生对自己的学术使命和指导关系也存在认知不到位的情况, 与导师的冲突时有发生。从组织的责任来看, 大学或院系应努力制定一个获得内部接受的框架, 明确每个阶段学生被期望完成的目标以及导师所应担负的责任, 这是好的指导实践的核心要素。院系应该将框架的内容以书面形式通知学生和导师, 这一框架应该包括与导师定期会晤、课程评估的方法、候选资格考试的时间和方式以及学生独立研究潜力的评价方式, 其目标是鼓励学生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训练学生建立个人时间表, 并确保对学生进步的评估是公平和客观的。
美国很多大学都提出了对导师行为的一些期待或指导性意见。例如, 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 (CGS) 编写了《通向好的指导实践》 (An Approach to Good Supervisory Practice) 的小册子, 主要讨论师生责任以及建立良好的指导关系的建议。[29]例如导师应该为学生创设一个协作的、具有共同目标和行为的环境;在课程实施阶段, 导师应该帮助学生克服在新环境中的不适感, 鼓励他们发展独立的问题思考和解决能力, 并发现自己有兴趣和有洞见的命题。在博士论文撰写阶段, 导师在确定题目、开展研究和具体撰写中为学生提供帮助;在论文答辩中, 导师应该对学生的成绩表达最真诚的喜悦;最后, 鼓励导师与学生一起发表或出版科研成果。对学生而言, 一旦谨慎地选定了导师, 就应该努力与导师建立起一种公开、信任、平等和相互沟通的契约关系, 共同为完成学业而努力。本质上, 在所有的指导活动中, 导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非正式和自愿的关系, 他们之间不存在清晰的、既定的义务, 这种关系的存在依赖于个人的责任感和品质。因此, 导师不仅具有教育责任, 也需要发挥道德功能, 研究生院必须让学生和导师之间建立一种长期信任的关系, 向学生传递道德标准和成功的关键。[30]
由于指导关系在博士生教育中的重要性, 就需要一个工具来帮助学生找到合适的导师, 以避免在日后的学习和合作中可能产生的冲突, 因为导致师生冲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学生理想的导师类型与实际导师类型之间的错位。在美国, IMS (Ideal Mentor Scale) 就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 主要用来测量学生个人对理想导师的偏好, 帮助博士生找到高质量的导师。IMS包括了34个项目, 用来测量导师的三个主要品质：正直、指导和关系。
一些研究者认为, 评估和测量学生对导师类型的偏好非常重要：
首先, 这种评估将提高学生对理想的指导关系的意识, 确定个人的需要、期待和偏好是发现导师的第一步。
其次, 这一评估与对未来导师的品质的测量有关, 便于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匹配, 例如共同的学术兴趣和性格特征。
第三, IMS可以促进导师与学生间伙伴关系的形成。一旦配对关系形成, 学生和导师可以进行积极的对话, 共同决定未来的学习目标和学术期待。在这一指导关系中, 个人的需要与导师的要求是通过面对面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的。
最后, 利用IMS可以在院系或项目内部培养一种“指导文化”, 提升对指导关系在博士生培养质量中作用的认识。
尽管博士生对指导内容的偏好是不同的, 但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2003年, 爱荷华大学心理学系的罗斯 (Gail L.Rose) 教授做了一项研究, 他选择了近700名研究型大学的博士候选人, 让他们对“理想的导师”进行确切的定义。[31]在得到的所有结论中, 正直、指导和关系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三个特征, 正直的导师被认为是一个具有美德和原则, 并作为一个榜样值得去仿效的人;指导项目包括咨询、资助、教学以及解决研究问题和制定工作计划等;在关系列表中, 个性特征、世界观、社会活动、个人问题都包含其中。
在我国的部分大学中, 尽管存在着导师与学生的双向选择,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匹配度以及师生满意度, 但大部分的选择仍然是双盲的, 主要基于简历和短时间的接触。如何利用更为丰富的信息和科学的方法, 建立师生间长期、可持续的学术合作关系, 缓解师生间的紧张关系, 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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