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14年英国华威大学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发现了基因突变和幸福快乐之间的强关联。这就是所谓的5-HTTLPR基因，它影响着我们体内神经递质血清素的代谢，血清素帮助调节我们的情绪、性欲和食欲。研究质疑了为什么一些国家，尤其是丹麦，经常名列幸福指数榜首，他们怀疑这可能和国别及其民众的基因组成有点关系。果然，在控制了工作、宗教、年龄、性别和收入因素后，研究者们发现拥有丹麦基因的那些人在幸福方面有着明显的遗传优势。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越多的丹麦基因，他/她就更有可能幸福。
这项研究不是「感觉良好的基因」存在的孤证。一个研究机构表明，从基因方面而言，我们被预设了一个幸福「设定点」，如果没有新的成就和失落，我们生活满意度的水平将会像信鸽识途一样回到这个基点。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个点有50%的几率在出生时就由基因决定了。遗传因素决定了更高的设定点可能是丹麦人高幸福度的来源。
神经科学家也在研究一种会导致更高水平的内源性大麻素（一种脑化学物质）的基因突变，内源性大麻素有助于让人感觉平静。那些因为基因突变而导致体内能够代谢内源性大麻素的酶减少的人不太容易熬过肩负重任的生活。2015年威尔康奈尔医学院临床精神病学教授Richard A. Friedman在《纽约时报》专栏上感叹：「我们所有人都携带着随机的和完全不公平的遗传变异，使我们要么更满足、更焦虑、更抑郁，更容易药物成瘾，或者相反。」「我们真正需要的」，Friedman 继续说道：「是一种可以增加那些处于遗传劣势的人体内内源性大麻素——我们的幸福分子——的药物。敬请期待。」
「亲密关系和社会联系能让你健康快乐。人类基本上都需要人际关系。」
一些科学家已经对未来做出了展望。哈特福德三一学院的社会学家、作家兼未来学家James J. Hughes设想，未来不远的某天，我们能揭露诸如5-羟色胺、多巴胺、催产素等的关键神经递质的遗传因素，并能够利用精确纳米技术结合机器人技术和传统药理学来操纵幸福基因——不是5-HTTLPR就是类似的东西。一旦摄入这些「情绪机器人」，它们就会直接抵达大脑特定区域，反转基因，手动调高或调低我们的幸福设定点，标记出我们经历周围环境的方式。「随着纳米技术越来越精确，我们能够日益精确地影响普通人的情绪。」Hughes说。他也是道德与新兴技术研究所的常务董事，同时也于2004年出版了图书《电子公民：为何民主社会必须回应未来的重设人》（
Citizen Cyborg: Why Democratic Societies Must Respond to the Redesigned Human of the Future）。
很容易得出结论，未来的重设人会推崇情绪机器人并生活在幸福中。但研究幸福的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神经科学家表示，不会来得那么快。仅仅因为科学家破译了这种不可言喻的存在状态的生物学基础，为研发药物对其加以刺激扫平了道路，并不能确保我们的子子孙孙将生活地快乐而满足。科学家们让我们确信，人性远非生物学能概括。几代人的幸福研究为我们了解要活得长久且满意需要什么打开了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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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强大的人际关系能形成更健康的结果，也能改造大脑结构。康斯坦斯 班尼斯特集团/盖蒂图片社[/caption]
2幸福一词的变形早已对那些研究它的人产生了问题。为了衡量幸福并且避开语义问题，许多物理学家已经尝试用一种叫「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去量测它。顾名思义，这种测量方法仅仅凭借个体本身来告诉研究人员他们有多幸福。Ed Diener是弗吉尼亚大学昵称为「幸福博士」的心理学家，他于上世纪80年代，首先开创了此方法。今天，Diener已是盖洛普组织的资深科学家，该组织提供了一种用于幸福指数的关键调查，通过大多数团队编译这样的列表进行出版，包括联合国。
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也许需要更加精细化。当我们告诉一个像是来自于盖洛普组织那种地方的研究员时，我们真正表达的我们很「幸福」其实是大相径庭的。如果你让一个青少年或者年轻人去评估他的幸福，他可能会根据他周末的安排，他口袋有多少钱，以及他同事在午饭时如何对待他等来做出回答。如果你再问某人更多一些——比如那些有孩子的人——即使背后有人耍阴招，但要看看更广阔的情景，周六没有保姆，以及下午的结肠镜检查预约，他们会根据这些来作出回答。
在过去大约十年左右，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重新思索究竟什么是幸福，并且区分这两种类型：「享乐」幸福，那是积极向上的，以及「心理」幸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2300年前曾经对第二种幸福有过描述：「幸福是人生的意义和目标，人类存在的最终目标。」这是一种要求在地球上好好生活、好好花费时间的幸福。医疗技术可能不久就能设计出一种暂时的无所惧怕，或者片刻的存在感、幸福感，但要实现第二种幸福将会困难得多。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畅销书《撞上快乐》的作者Daniel Gilbert认为人类天生就会提升享乐幸福，无需动用情绪机器人，在这方面我们很在行。Gilbert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人类说服自己去接受外部环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重新返回到享乐平衡的状态。
Gilbert在2004年的TED演讲中，通过两幅并列图片，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左边的图片描绘了一个戴着黑色牛仔帽的人，手举一张巨大的彩票，他刚刚赢得了3.149亿美元的奖金。右边的图片则描绘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年纪的人，坐在轮椅上，正被推上一个斜坡。「你可以幻想这两种未来，看看你更喜欢哪一种，」Gilbert对观众说。他保证会有一组数据显示中彩票和患截瘫这两组人到底有多快乐。事实是，在失去双腿一年之后，和在赢得奖金一年之后，中彩票的人只比截瘫患者快乐一点点。
这些研究成果清楚地显示，线上联系会减少抑郁和孤独感，并提高社会存在感。
人们没有体会到这两组人有着同样快乐程度的原因在于一种反直觉现象，Gilbert称之为「影响偏差」，一种高估未来事件对享乐影响的趋势。他指出，我们可以通过选举的输赢，伴侣的得失，提升与否，考试成败等看出这个趋势。所有这些事件「对我们的影响，影响程度的大小以及影响时间的长短都比人们预计的少。」
快乐的设定点又重新回到了原点。但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影响着幸福吗？事实上，Gilbert告诉Nautilus，「大多数的幸福是由具有较长进化史的事物产生的。我敢打赌，到2045年当人们看到后世子孙生活幸福时，当人们品尝巧克力时，当人们感受到爱意和安全感，当人们吃饱喝足时，一定还会感到幸福。」
这些是「幸福的主体」，他接着说到，「即使只是考虑这种变革的可能性也会在物种秩序上带来进化的变革。这一问题可能在几年以前，300年以前，2000年以前就已经被提出来了。有一条永恒的真理，『你是地球上最社会化的生物，投资你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幸福。』」这是显而易见却被多数人否认的答案。
Gilbert说：「使人类快乐的事物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但如果列出这些事物的清单，人们会说『好吧，这就是那种我的老师、祖母、哲学家老生常谈的东西。但秘密是什么？』答案就是没有秘密。他们说的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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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更快乐？：哈佛心理学家 Daniel Gilbert 指出，赢得奖金一年之后，中彩票的人只比失去双腿一年之后的截瘫患者快乐一点点。Keystone-France / Getty (左) and Barcroft / Getty (右)[/caption]
3也许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中，最引人注目的证据源自对一群如今大多已是祖父母的人的研究。研究信息储存在波士顿城中一个狭窄的房间排列整齐的文件柜里，包含着健康发展、成年男性方面汇编的最复杂的纵向研究：哈佛的成人发展研究，早先被称为社会适应大研究。
1938年，研究者们开始进行测试，并采访了从哈佛大学只有男生的班级精心选择的1939，1940和1941年的大学二年级生，选择这些男生不是因为他们有使他们可能失败的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的许诺。（在这群大样本中，包括未来的总统John F. Kennedy，和未来在水门事件中领导华盛顿邮报的 Ben Bradlee。）研究的初衷是花大约15-20年时间追踪研究这些看起来注定要成功的人。如今，近80年之后，研究仍在进行。该研究中最初的268人中，有30人仍健在。
1967年，这项研究文件资料与Glueck研究合并。Glueck研究与之类似，1940年代早期生长于波士顿中心456名贫穷但无债务拖欠的白人少年作为研究的第二人群。这其中有约80人仍然存活，那些已经过世的人群比哈佛组平均少活了9年。
2009年，这项研究任期最长的前主管George Vaillant，被The Atlantic的Joshua Wolf Shenk问到，他认为这项大研究从初始起，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在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你和他人的关系。」他回答。
在Shenk的文章发表之后，Vaillant发现自己处于全世界怀疑论者的攻击之下。作为回应，Vaillant创造了他称之为「活跃的十项全能」列表，该列表列出了老年时期（60-80岁）10项成就，达到这10项就被认为是成功的。这10项包括：收入占研究人群的头25%，能认出美国知名人士，很少心理烦忧，事业和爱情成功并享受，65岁起各种享乐，身心健康，有妻子孩子之外的社交支持，美满的婚姻，与孩子有亲密的联系。
这些类别的高得分证明相互之间的高度相关。但是在所有因素里，只有四个与成功高度相关，这些都与人际关系有关。再一次，他证明了亲密关系的包容力预见了男士生活各方面的成功。
「情绪机器人」 一旦被吸收，将会直接行进到大脑特定区域，反转基因，手动提升或降低幸福感。
但是，Vaillant在2012年的书《经历的凯歌》里详细叙述了他的发现，反对「幸福」这个术语。「幸福最重要的事就是把这个词踢出你的字典。」他如是说。「关键在于，大量的所谓幸福只是简单的享乐主义，比如，我今天感觉很好因为我刚得到一个巨无霸或是排便顺畅。这与幸福感几乎无关。幸福的秘密在于体验积极的情绪。」Vaillant认为感到幸福的秘密虽然听起来很老一套，但是你无法与事实争辩。这秘密就是：爱。
「上世纪60到70年代期间我一直不屑于」建议这样的事。Vaillant 说到：「但是现在我发现了确凿的数据表明人际关系在事关幸福上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能发现一些数据来证明这类如爱般感性的东西是令人欣喜的。」
哈佛医学院教授同时也是精神病学家的Robert Waldinger目前领导这项研究，他指出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成就与健康的心理感受与好的人际关系相关，身体健康同样如此。
他说：「从这一点上最需要清楚地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质量远比我们认为的更重要——它不仅是为了情绪良好，更是为了身体健康。」他提到，50岁时的婚姻幸福对于预测80岁时的身体健康状况来说比50岁时的胆固醇水平更重要。「亲密关系与社会联系可以让你幸福健康。这就是底线。那些更关心成就或更少关心人际关系的人就越不幸福。从根本上讲，人类是因人际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
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会让人更加健康，也会影响大脑的结构。Waldinger提到，那些觉得社交障碍的人之前就已经得病，他们的大脑也早就开始衰退，记忆力更差。通过使用脑部扫描技术，Waldinger和他的团队发现那些对自己生活最满意的人拥有更强健的脑部连接。当看到生动的视觉图像时，他们的大脑活跃起来更加精力充沛，那些对自己生活不满意的人则不然。
「忙碌的人们是最快乐的，」Waldinger说到。「他们或许在抚养孩子，或许是打理一个庭院，又或许是在运营一家公司。如果你真的在意一些事，如果有的事情对你真的很重要，更或者你因与他人有着很重要的约定而要去做什么事，那么这些事情会让你更快活。」
此外，耶鲁大学社会学家Nicholas Christakis，他合著的关于双胞胎的开创性研究证实了生活满意度中33%的区别归因于5-HTTLPR基因，他也认为社交是幸福的关键组成部分。「我非常怀疑技术的进步会影响我对于人性基本特质的认识，」他说。「所以我并不认为任何技术的发展或者未来的事物会在本质上影响我们追求幸福的能力。」
研究社交网络的Christakis说道，对于幸福的影响，幸福的直接主观感受（虽然可能只是一部分）比类似5-HTTLPR的基因影响更直接。相反的，他认为，这些基因对我们的行为的影响可能才是关键——而这些影响可能作用于我们的人际关系上。「这不仅仅是基因对你的身体内部造成什么影响，或它们如何修正我们的神经生理和神经传导，更是基因如何影响我们身体的外围，如交往了多少朋友或者如何选择乐观或悲观的朋友，这同样影响着幸福。」Christakis说：「尽管你的基因令你选择了乐观的朋友，但他们中的隐性成分也会令你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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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认为，社交网络和互联网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增强了已经存在的关系。[/caption]
4几代人的幸福研究强调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使得我们处于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中。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网络化的社会中，我们处于社交网络的速率和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每年都在增加。在哈佛进行长期的研究的Vaillant，断言我们的网络生活正在改造我们。
「科技使我们的思考越来越肤浅，与内心越来越远，」他说：「这个世界运转的不是技术，不是拥有越来越好的iPhone。我拿到了一部牛逼的新手机，但我就是讨厌它。技术将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的女儿会觉得给别人发短信比打电话更酷。这预示着2050年可能不会更快乐。」
我们害怕生活在一个反乌托邦的新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人都在饭桌上发信息，却很难有眼神的交流。在麻省理工大学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研究的Sherry Turkle教授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清晰的总结。在她2011年的书《一起孤独：为什么我们寄希望于技术而非彼此》中探索了技术是如何拉近我们，同时又使我们变得更孤独的。
「人类的关系非常丰富，也很复杂，更有所需求，」她在2012年TED演讲时激动地表示，「我们通过技术可简化这些步骤，但当我们真的这么做时，一个可能发生的问题是我们为了方便联系，而牺牲了面对面的交流，短期内我们可以自欺欺人，长此以往，我们似乎忘记这一点，或我们不会再去在乎这一点。」
早期某些关于互联网技术应用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即互联网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孤独且悲哀的未来。1998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者Robert E. Kraut进行了开放性的研究，他招募了有高中生的志愿家庭，为他们送去计算机和互联网，然后追踪他们的使用情况，发现人们越频繁使用互联网，越容易感到失落，人们的社会联系和心理幸福感也随之下降。
从那时起，其他的负面研究和报道铺天盖地。广为流传的是，2012年美国犹他谷大学研究团队抽取了425名本科生进行调查问卷，发现他们越爱浏览Facebook, 他们越感觉别人的生活比较幸福。研究者们为这项研究命题为《被外界左右的Facebook影响：别人的生活更幸福》
甚至梵蒂冈对此表示关注。2011年，教宗本笃十六世传递福音时就警醒过「虚拟世界的联系不能且绝对不能取代直接的人际交往。」
但近几年来，更多细微的舆论开始一致表明，技术对于人际关系并非是一件那么糟糕的事。卡内基梅隆大学的Kraut 认为他1998年的研究报告或许能告知我们现状。他说到，问题在于在那个时候只有很少的人上网。那些参与他研究的人被迫与遥远而未知的陌生人交流。Kraut称之为「微弱关系」。他说：「我们意识到那时的人们是不得已才与有联系的陌生人交流。但那是早先，现在你认识的每个人都上网。」
Kraut的最新研究表明，现今大部分人都在网上与自己关系不错的人进行交流。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结果明确表明，网络社交能减少抑郁，降低孤独感，并且增加社会存在感。
它通过加强线下联系实现的。在线交流能让那些原本互相聊的不错的人线下往来更满意。这意味着越来越少的陌生人。但是大部分人还是用这项技术来联系那些他们已经熟识的人。并且让彼此的关系更上一层。Kraut说：「在线交流能让那些原本相熟的人们关系更密切。」
罗格斯大学公共政策沟通和交流专业的副教授Keith Hampton，已经与皮尤研究中心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检测互联网使用对关系，民主和社会支持的影响。他认为仅将互动分为线上或线下，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通过他的研究，他确信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使我们联系的更加紧密——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他说：「我不认为这是移动在线，我认为这是人们已经把这种数字模式的交流附加在已有的关系之上。」
事实上他的研究发现，人们用越多种类的社交媒体来互动，他们的关系会越好。他发现，人们打电话不止是交谈，还能视频聊天，相互发邮件或者通过四五种不同的社交媒体来联络，社交媒体互动越多的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强于使用社交媒体少的人。
他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很多关系都已经失去联络，但是Facebook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当一些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往新的城市寻找新的机遇，往往会与那些自小一起成大的朋友失去联系。他说到：「感谢社交媒体，让这些关系得以长久，我们能让这些从前失去联络的朋友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当然，Hampton辩解说，Facebook及其他新兴技术并不足以击败孤独感，然而结合其他交流方式，有利于人们改善现有关系状态，促进多样化的关系并且有望挽救已经休眠的社交关系。科技的发展克服了曾经无法逾越的时间和地域阻碍。和一张圣诞贺卡比起来，我们现在很容易保持信息互通。不仅能分享成功的喜悦，还可以及时为困境中的朋友送去关怀。我们不会那么孤立无援。
Hampton 当然听过 Turkle和其拥簇者关于科技是如何轰炸了我们的生活并扼杀了人与人之间传统交往方式这种论点。因此他决定以实际行动参与到这场辩论中。2014年《城市发展研究期刊》刊登了Hampton团队的报告。他和同事对四部纪实影像进行了研究，这四部电影记录了过去三十年间人们在公共场合的一举一动。Hampton在研究中甄选出143,593个人物对他们的行为和性格进行了观测与分析，他想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在人群中遭遇了集体孤独。
事实上，Hampton的结论正相反，在公共场合，人们在大型群组之间的交流明显增加了。尽管手机无所不在，但是人们在公共场合使用手机次数降低，尤其是和朋友们在一起时。而「只有当人们独自行走时，手机的使用率才会大大增加，」他写道：「这表明作为通讯工具，手机的使用与减少大众孤立感相关，虽然它与独自徘徊的可能性增加与在公众场合花费时间也有关。」
然而Amy Zalman对上述一切都不感到惊讶，作为世界未来协会的主席及CEO，她日复一日地组织会议，开展调研，与那些尝试去预测几十年之后世界样子的人们交流。她认为技术工具会继续以难以想象的方式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化。但她并不希望技术改变人们的天性，人类之间的交流一直是高度依赖媒介的行为，甚至语言也可以被视为和手机或其他社交媒体一样在同等规模下帮我们与其他人建立联系的工具。只是我们注意到这些工具更多一些，但这些也会变化，「技术离我们越来越近，全面侵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附着在我们的身体上，甚至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中——然后悄然离开，我们甚至没意识到。」Zalman说道。
有些未来主义者认为有一天我们会被连接到一个矩阵电路中，用所谓的蜂群思维交流。或者我们可能会通过远程控制的私人化身、类似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交流。我们的大脑可能会被上传到计算机上。然而无论发生什么，幸福的意义仍然与亚里士多德曾经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一样。出去玩吧，结交朋友，相遇爱情，在这个社会留下属于你的印记，绝不会错的。幸福是且一直会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来自nautilus，作者Adam Pior，机器之心编译出品。参与人员：电子羊，salmoner，小雨季节，Duo Xu，李小鱼，安隐，Viola，妞妞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