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我们预言了手机的出现，却没有料到女性也会参加工作。而正在试验无人机送货的亚马逊，最强大送货工具却依然是古老的自行车。未来主义究竟出了什么错？
11999年初，在华盛顿大学举办的篮球赛半场休息期间，一个来自1927年的时间胶囊被打开了。这个容器中装着来自过去的物件，包括一些泛黄的报纸，一个1美分的硬币，一本学生手册，还有一个建筑执照。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片嘘声。一个学生声称这些东西十分「愚蠢」。
William E. Jarvis在《时间胶囊：一种文化历史》（
Time Capsule: A Cultural History）一书中提到，对时间胶囊的失望似乎是通病。他注意到，《洋葱新闻》的一篇头条新闻说「新近发现的时间胶囊都装满了无用的废物。」不管怎样，时间胶囊散发着一种悲情：它们告诉我们，未来并不像我们曾经想象的那么先进，也不会来得如此迅速。同时也告诉我们，过去原来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
Nicholas Rescher在《预言未来》（
Predicting the Future）一书中 写道：「我们看待未来的方式，很像通过一个望远镜，放大和拉近了我们能看到的一切东西。」我们也常从望远镜的另一端去审视过去，让过去显得比实际更遥远，甚至忽略了一些东西。
科技行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曾经预言的个人飞行汽车并没有出现。历史学家David Edgerton曾在《老人的惊叹》（
The Shock of the Old）一书中写道，煤炭在21世纪初期比傲慢的1900年用得更多，蒸汽机在1900年比1800年更重要。
亚马逊正在试验无人机送货，但它的「当天送达」服务能在纽约市内自由穿梭，却多亏了一种19世纪的致命app：自行车。
但是，当谈到文化时，我们倾向于相信未来和现在没有大不同，而会基本上保持一致。试着想象一下未来的你自己。你觉得你会生活在哪里？你将会穿什么？你会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有可能，那是一个与今天的你很相似的人。正如心理学家George Lowenstein等人认为的那样，这是一种被称为「投射偏见」（projection bias）的现象，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夸大他们预期的未来品味与当前相似的程度」。
在一个实验中，人们被问道，他们愿意花多少钱去看到他们现在最爱的乐队10年后的表演；还有一些人被问道，他们愿意花多少钱去看到他们现在最爱的乐队10年前的表演。论文作者写道：「为了满足当前的嗜好，参与者愿意为未来的机会超额支付很大一笔钱。」他们称它为「历史终结的错觉」；人们相信他们已到达某种「转折点时刻」，在此刻，他们已经成为真正的自己。在Francis Fukuyama写于1989年《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一文中，在探讨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已成为社会进化终点的观点时，也进行了类似的论证。
这种对未来预期的过度或不足，深植于我们对未来的想象中。「未来学几乎总是错的，」历史学家Judith Flanders对我说，「由于它很少考虑行为的变化。」她还说，我们看到错误的东西，比如「前往工作的交通方式，而不是工作的具体形态；科技本身，而不是我们的行为如何被科技的变迁而改变。」这样的结果是，预测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比预测我们将有能力做什么事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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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尽管亚马逊正实验用无人机等高科技来运送货物，但它的许多「当天送达」产品依然是通过自行车来运送的。[/caption]
2像饥饿的人总会点太多自己根本吃不下的食物一样——这是Lowenstein等人举的例子，预测者总有倾向于预测那些（用行为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当下已经很显著的事物，并假定它在未来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那么，如今最显著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新奇的、具有「颠覆性」的、极易看穿的东西——新科技。
正如理论学家Nassim Nicholas Taleb在《抗脆弱性》（
Antifragile）一书中写的，「我们关注到那些不同且总在变化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扮演重要角色、却未曾改变的东西。就像我们对水的依赖大于手机，但是由于水不会改变，手机却会，所以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手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结果就是，在一些科技到来之际，我们开始考虑我们可能面对的生活。但是经济学家Robert Fogel曾有句名言，如果人类没有发明铁路，我们将如往常一样生活，用船只和运河来运出经济产出。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现代科技是事先注定的，而不是像通常情况一样，出现于意料之外。比方说，Instagram始于一个类似Yelp（译者注：类似大众点评的app）的应用 Burbn，你可以为上传的照片加上事后的想法（而照片在你手机里，这不也是类似的过程吗？）。同时，短信也是始于短测试信息的诊断通道——谁会喜欢在细密的小键盘中摸索着按键，只是为了讲话呢？
交通似乎也是一个狂热的未来预言典范，这个延迟实现的梦想担负着不成比例的希望（也许因为我们就是认为每天上下班很痛苦，不时提醒着我们，「travel」和「travail」（阵痛）拥有相同的词根）。对飞行汽车未能实现的哀叹，主要针对童年的希望（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一辆？），却忽视了大量的外在因素，比如空中交通拥挤，以及似乎越来越高于地面交通的死亡率。
「无人驾驶汽车」，据说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先忘掉它，去看看历史，你会发现，人类已经尽力将日常通勤时间框在一个固定范围内。「移动走道」也称为移动人行道，本来的设计初衷是去改变城里人的行走；如今，当它真正实施时，却是在机场以一种低于行走速度的方式运送（站着的）人们。在谈及未来的交通时，我们必须牢记，我们今天的交通大都基于一些很老的科技。比如亚马逊正在实验无人机送货服务，但它的「当天送达」产品能在纽约市内自由穿梭，却是多亏了一种19世纪的致命app——自行车。
Edgerton写道：「以创新为核心」的世界观——那些「改变世界」的性感装置们——并不只是奔向未来，也奔向过去。他写道，「马匹为纳粹所做的贡献远大于V2火箭。」我们倾注了更多关注在我们发明的东西，而不是我们真正使用的东西。
一位未来学家指出，上世纪60年代讲述「未来办公室」的电影做出了和现在差不多的技术预测（传真机等等），但显然有所疏漏：办公室里没有女性。
同样，聚焦新近的创新让人们对其重要性太过强调，以至于认为它们加速了未来的根本改变——就像人们对谷歌眼镜的期望那样，回溯也被扭曲了，导致技术显得比实际更早淘汰。对不久的将来的预测，就像《银翼杀手》，与其说来自神奇的未来技术（它展示了计算机的语音识别，但贝尔实验室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致力于人声的频谱分析了），更多的来自于新旧技术的掺杂。描述整齐划一的未来世界的电影不可信，就像历史古装片，那里面街上的汽车都是完美的样车（因为那些车是唯一保留到现在的）。肮脏和废墟是未来相当大的一部分，一如它们是过去的一部分。
当下迷恋创新的人们不仅倾向于夸大技术对未来的影响，也会夸大对现在的影响。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在数十年前几乎无法想象过的世界里。读到这些话不足为奇：「20世纪初的人甚至无法想象半个世纪后交通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但是1900年，齐柏林飞艇就翱翔天际了，一年前的纽约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例被汽车撞死的行人了。空中旅行的概念，或者汽车将要改变街道生活的想法，真的就这么无法想象么，还是说这只是当下的沙文主义，带着对我们无能先辈的傲慢？
「当我们想起信息技术时，我们遗忘了邮政系统、电报、电话、广播和电视」，Edgerton写道，「当我们赞美网上购物时，我们忘记了邮购目录。」举个例子，电影《网络惊魂》提前几十年大胆地预测了在线披萨外卖的说法，但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这超前了多少：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就可以用一台电子通讯设备订一份实时的定制的披萨了。当我乘坐地铁来到咖啡馆，然后电子传输给远方的编辑，我做的事情在上世纪20年代的纽约同样能完成——乘坐同一辆地铁，去罗斯福兄弟咖啡店，发电报，虽然效率低了点。（效率的提升于我个人而言是否有益，还是让我工作更久但拿更低的报酬，这还有待另说。）我们期待的改变多于未来真正会发生的改变，因为我们以为我们的生活相较过去有着超乎实际的改善。
3Judith Flanders 在她的书《The Making of Home》中描述了1962年日记作者 Samuel Pepys非正式提及所谓的「痰围」（spitting sheet）。她推测这是一片贴在痰盂周围墙上的一片覆盖物，以免墙被痰染脏。这是她书中所谓「看不见的家具」的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痰盂是什么。因为在文献中少有记载，在艺术作品中也鲜有描述，很容易就忽视即便在文明社会吐痰行为也是多么普遍
Flanders指出，美国曾经对火车、车站和站台上何处可以吐痰作出规定。1917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办的卫生委员会会议要求火车车厢要「提供充足的痰盂」。今天，无论是痰盂一词还是痰盂本身已经看不见了（尽管最高法院还保留着一个）。它的消失不是因为一些技术过时了，而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改变了。
尽管技术的过去和未来看上去比它们实际的差异要大，但不同时代的文化差异更是惊人。担任电子游戏《刺客信条》的历史顾问时， Flanders不得不一直提醒作者们把「cheers」（干杯）一词从剧本上删掉，她告诉我说「人们直到20世纪才用这个词。」作家们想知道那时候的人们说什么。「他们脑子不太转得过来，无法认识到大多数时候人们啥也不讲。由于你喝酒前采取某种形式的祝酒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很难接受过去的人们在数百年里都觉得没必要这么干。」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动驾驶汽车已经来到人们身边，但现代文明却还没有。
在历史学家Lawrence Samuel看来，当今社会的进步正是未来主义的致命缺陷，他称之为未来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他认为人类忽视了历史学家及哲学家Arnold Toynbee对大家的忠告：推动历史变迁的不是现有的科技，而是人类的思想！科技对人类的改变，常常并非如我们预期的方式，就如移动技术并不是「距离消亡」的预兆，只是增强了都市生活的比重。社会哲学家Nina Hansen及Tom Postmes指出，洗衣机不仅将妇女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在性别角色及关系中也点燃了革命之火。但是，他们写道：「这并未加速女权主义，对技术的适应（至少在一开始）使得家庭妇女的新角色涌现出来了：中产阶级女性并没有利用空闲出来的时间来争取独立或抗争体制。」相反，作者论证，这些女性只是简单地假设，这些工作从前是由她们的仆人完成的。
将历史的视角从客体上拿走，你将会看不到历史行为。展望未来时也总会遇到相似的问题：客体呈现在前景，却看不见行为的影响。动画片《杰森一家》（
Jetsons）中描写了喷气式背包和肉食做成的药片，但它忽视了真正会发生的改变：稳定职业的观念，以及午餐所代表的社会学仪式。
一位未来主义者曾提到一部20世纪60年代讲「未来办公室」的电影。该电影做出了一些和现实类似的科技预测，例如传真机等。但是，此电影也有着明显的疏漏：办公室里没有女性的存在。20世纪50年代想象的自动驾驶汽车是：家庭成员在自动驾驶汽车上玩着棋盘游戏，而他们的车子则沿着高速公路疾驰。现在，70年过去了，我们怀疑，自动驾驶汽车只会带来生产时间的提高，也就是延长工作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动驾驶汽车已经来到人们身边，但现代文明却还没有。
4为什么文化的变迁是如此艰难，以至于根本无法预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文化永不改变。现状诉说着偏见的统治。社会学家Kieran Healy曾写道：「直到最近，文化还只能解释事物为什么总是保持原样，而非它们为什么改变。文化被理解成一块被动内化规范的巨石，由社会化所改变，被传统所推崇。文化常被看做一股抑制的力量。」
当文化真的发生改变时，引起突变的事件可能非常随机和琐碎。作家Charles Duhigg在《习惯的力量》一书中写到美国在同性恋权利变革中的里程碑事件之一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籍以前将同性恋运动视作「非正常的性关系甚至是性犯罪」，而现在改成了「同性恋——同性恋解放，同性恋权利运动」。这种被活动家们吹捧的微小改变为其他更大的改变铺平了道路。（一年以后，美国精神病协会停止将同性恋定义为精神病）。他引述了一位组织心理学家的话：「一系列小的胜利并不是以平滑连续的形式衔接在一起的，每一步都显而易见地更加靠近我们的预定目标。」
或许，我们也会对未来做出相同的预言。
选自nautilus，作者Tom Vanderbilt，机器之心翻译出品。参与人员：salmoner，Andy，肖丹，汪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