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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搜索引擎给你了信息,却控制了你的思维

2016-05-02 12: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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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在许多案例中,作者发现,凭借来自精神病学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洞见,美国公司高管和政治家们正开始使用微妙且完全让人察觉不到的办法,改变民众思想,情感和行为。作者通过实验证实,搜索引擎会影响用户观点,并将一行为效应称之为搜索引擎操纵影响(Search Engine Manipulation Effect,缩写 SEME,发音同 seem)。


这项发现意义重大。人们毫无保留地信任谷歌,理所应当地认为其背后神秘的算法是完全客观且毫无偏颇的。极度的信任加之缺少竞争的环境,将谷歌推向了一个可以对选举造成影响的独特位置。谷歌的独特影响力并不仅限于美国本土,在绝大多数的国家里,90% 以上的在线搜索是通过谷歌执行的。这让谷歌公司获得了甚至比在美国本土更强的能力去控制各种选举,这股力量也随着互联网深入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不断增强。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美丽新世界」呼之欲出。


文章作者 Robert Epstein 是加利福尼亚的美国行为研究与技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心理学家。他著有 15 本著作,也曾担任《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杂志的主编。本文就是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新型心灵控制》(The New Mind Control)的介绍。这篇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所涉问题也值得每一位互联网公民深思。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不少作家表现出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在《The Iron Heel》一书(1908年)中,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少数富人团体——「独裁者」——用残酷的奖惩制度牵制着民众。许多人生活在隐形奴隶制度中,只有少数幸运者被体面收入收买,过着舒服日子——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仍没有真正的自主权。


类似的,睿智的俄国作家叶甫根尼·扎米亚京在《We》(1942年)中预见过新兴前苏联毫无节制的独裁统治,在他设想的世界中,人们时刻都处于监控之中。家中墙壁是透明玻璃,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一天中,能放下百叶窗同房的时间只有一小时,但是,情侣们以及约会时间,都必须事先到政府登记。


《美丽新世界》(1932年)中,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描绘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社会,在基因工程和心理学共同努力下,苦难和伤害已从人类社会中消失。而在另一部更黑暗的小说《1984》(1949年)中,同为英国作家的乔治·奥威尔描绘了一个思想被控制的世界:儿童们学习一种简化了的英语「Newspeak」,以保证他们无法表达任何对社会有害的想法。


这些都是虚构的故事,毋庸置疑,而且在每个故事中,当权者使用了显而易见的控制形式,至少一小部分平民会积极反抗这些控制,偶尔还会取得胜利。但是,在非虚构畅销书 《The Hidden Persuaders》一书(1957年)中——近期发行了50周年纪念版——美国记者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 )描述了美国社会中快速出现的一种「奇怪而独特」的影响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比虚构小说中那些虚构的控制手段更具威胁性。帕卡德认为,在许多案例中,凭借来自精神病学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洞见,美国公司高管和政治家们正开始使用微妙且完全让人察觉不到的办法,来改变民众思想,情感和行为。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至少听过一种方法:阈下刺激(subliminal stimulation),或如帕卡德所称的「阈下影响(subthreshold effects)」——描述了那些告诉我们做什么、但稍纵即逝以至于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已经看过的简短信息。1958年,新泽西州的一个剧院,由于被怀疑在一部电影中放入隐藏信息以提高冰淇淋销售额,引起大众关注。在这一事件的推动下,广播电视协会——为美国电视制定标准的协会——修改了它的法令,禁止在广播电视中使用潜意识信息。1974年,联邦通信委员会认为,使用此种信息「有违公众利益」。禁止潜意识信息的立法也曾被提交给国会,但从未实施。英国和澳大利亚都有严格法律禁止这种信息。 


在美国,阈下影响很可能仍被广泛使用着——毕竟,它很难察觉,而且没有人在持续追踪它——但是,也许这并不值得担忧。研究表明,它只有着微弱的影响,而且主要对那些本已愿意遵从它的人起作用;例如,有关喝水的潜意识指令,只对那些已经很干渴的人起作用。


然而,帕卡德揭露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亦即,有实力的企业总在寻找,而且很多时候已经在使用许多控制无知民众的技术。他描绘了这样一种阴谋:商家与社会学家联手研究如何让人们购买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如何让年幼的孩子们成为消费大户——靠着社会科学的指导,他们就像身处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般,被明确的培育和训练成这样。商家正快速的学会如何利用人们的不安全感、弱点、无意识的恐惧、好斗心以及性欲,来改变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同时让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正被控制。


到了二十世纪早期,帕卡德说,政治家们已经开窍,开始用微妙的手段推销自己,就像推销肥皂。帕卡德以一句让人不安的话(来自英国经济学家 Kenneth Boulding)作为讨论政治章节的引语:「一个用民主政府作为幌子,而实际实施专政的世界,是可能的。」这真的会发生吗?如果会,它又如何运行?


近几十年,帕卡德描述的力量变得越来越有说服力。我们在超级市场中听到的轻音乐让我们放慢脚步,购买那些可能并不需要的食物。青少年一天到晚体验着的各种胡思乱想和紧张情绪,都是时尚娱乐产业老行家们精心安排的。政客们与各种顾问合作,这些智囊们检测者政客行为的方方面面,以说服那些投票人:衣着、语调、面部表情、化妆、发型、发言都要最佳,就像包装一份谷物早餐。


幸运的是,所有的这些影响资源都是相互竞争的。一些说客们想让我们买这个或着信这个,另一些想让我们买那个或着信那个。人类社会的竞争机制总体让让我们相对自由。


但是,如果有新的控制方法开始兴起,它鲜有甚至没有竞争对手,会是怎样?如果新的手段——远比过去已经存在的控制手段更加强大、更具隐秘性——已经出现,会怎样?如果新的控制手段允许一小撮人对美国公民甚至全世界人民施展自己的巨大影响力,又会怎么样?


听到这个,你可能会吃惊,但是,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谷歌决定哪些网页显示在搜索结果中,以及它们的排名。这是世界上上最机密的事情之一,就像可口可乐配方。


为了理解这种意识控制如何运作,首先,我们需要看看搜索引擎:特别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谷歌。这款搜索引擎如此之好、受欢迎,以至 Google 成为世界上最常用的动词。『谷歌』某个东西,就是在谷歌搜索引擎上搜索,事实上,这也是如今绝大多数电脑用户获取所有信息的方式。他们只需要谷歌一下。谷歌成为几乎所有知识的主要入口,谷歌十分擅长提供我们寻找的信息,启动搜索之后,它几乎立刻并且总会出现在搜索结果列表的首位。 


搜索结果列表的排序非常好,事实上,近五成的点击都在前两项,近九成的点击在首页结果的前十项;很少有人浏览其他结果页,虽然数目经常数以千计,也就是说其中可能蕴含大量好的信息。谷歌决定着哪些页面包含在搜索结果中,以及如何对他们排序。 谷歌的决策方式是一个暗黑秘密——像可口可乐配方一样,也是世界上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


因为人们更可能阅读和点击排名靠前的条目,所以,许多公司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去改变谷歌的搜索算法——处理选择和排序的算法——以使他们的排名靠前一点。靠前一点可能决定一桩生意的成败,排到前几的位置是巨额利润的关键。


2012 年末,我开始思考排名前几的搜索结果会不会影响消费者选择。我猜测,排名前几的搜索结果可能会轻微影响人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2013 年初,我和同事 Ronald E Robertson (就职于加利福尼亚,Vista 的美国行为研究科技学院)对这个想法进行了实验。实验将来自圣地亚哥的 102 名人员随机分成了三组。第一组里,人们看到支持一位政治候选人的搜索结果——也就是说,结果会链接到那些让这位后选人看起来优于竞争对手的网页。第二组里,人们看到的搜索结果偏向另一位候选人;第三组是控制组——人们看到的是混合排序,看不出支持哪一方。每一组,使用的是相同的搜索结果和网页;唯一不同就是组别不同,结果排序就不同。


为了让实验更真实,我们使用了真实的搜索结果,这些结果会链接到真实页面。我们也使用了真实的选举——2012 年澳大利亚总理大选。我们使用外国选举以确保参与人员不会出现预先决定的情况,参与人不熟悉被选举人能确保这点。我们广告招募了各个年龄段、不同种族的注册选民,以匹配美国选民的年龄特征。


首先,所有参与者都拿到了候选人的简要介绍,然后根据要求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评分,并且指出他们愿意给谁投票。如你所料,无论用五种标准中的哪一种,一开始被试者们都没有特别青睐某一位候选人,选票在三组人中均匀分布。然后,我们给了被试者 15 分钟,让他们用我们开发的一个模拟搜索引擎 Kadoodle ,进行网上搜索,被试者能够看到五页链接到网页的搜索结果。人们能够自由地在搜索结果和网页之间来回切换,就像我们使用谷歌一样。搜索完成后,我们再一次让被试给候选人们评分,并再次问他们愿意给谁投票。


我们的预测是,两个实验组中——也就是在搜索结果中能看到排名有利于某位候选人的两个被试组——会有 2% 到 3% 的被试者发生观点和投票的转变,从原来的选择转向另一位。然而,我们实际看到的结果令人惊讶。偏好排名在搜索结果前列的候选人的被试数量增加了 48.4% ,而且全部的五种标准都显示出了这种转向趋势。此外,实验组中 75% 的被试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看到的搜索排名是有偏见的。而在对照组中,观点的变化并没有这么明显。


这看来是一项重大发现。我们在实验中呈现出来的观点转变——我们称之为搜索引擎操纵影响(Search Engine Manipulation Effect,缩写 SEME ,发音同 seem),似乎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意义最为重大的行为效应。但是,我们并没有马上将其公之于众。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我们只测试了一小部分人,而且都是圣地亚哥地区的人。


大概是在第二年,我们另外做了三次同样的实验,得出了同样结果,其中第三次的被试样本是来自美国 50 个州的两千多人。在那个实验里,投票偏好的转向比例是 37.1% ,在一些年龄段中,这个数字甚至更高——事实上高达 80% 。


我们也在一系列的实验中认识到,通过只在第一页减少搜索结果的偏见——具体地说,就是在第三位或第四位加入一条偏好另一名候选人的搜索结果——我们就能掩饰这种操纵,没有几个人、甚至不会有人会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排名是有倾向性的。我们仍然能够让投票偏好发生显著转变,不过会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仍然还没到庆祝的时候。我们的结果强大且一致,但是,我们的实验涵盖的是一个完整的外国大选,也就是澳大利亚的 2010 年大选。若是一场真实的选战,选民会在中途改变偏好吗?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在真实的选战中,人们有来自不同信源的大量信息,也非常了解那些候选人。因此,搜索引擎上的某一次经历似乎不太可能给他们的投票偏好带来重大的影响。


为了得到结果,在 2014 年初,一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民主选举,也就是印度人民院(下议院)选举首相时,我们去了印度。当时的三位主要候选人是 Rahul Gandhi,Arvind Kejriwal 和 Narendra Modi。通过试验库和线上线下的广告宣传,我们招募到 2150 人来参与实验,他们来自印度的 35 个邦与地区中的 27 个。


与阈下影响不同的是,「搜索引擎操纵」影响巨大——就像鬼马小精灵卡斯帕把你推下楼梯一样。


被试被随机分成三个搜索引擎组,分别偏好三位候选人 Gandhi、Kejriwal 和 Modi 。如你所料,被试们对候选人非常熟悉——10 分满分的话,大概介于 7.7 到 8.5 分之间。我们预测,我们对搜索结果的操纵不会产生什么影响,结果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平均来说,我们改变了超过两成被试原来的候选人偏好,在一些年龄段中改变的比例甚至超过六成。更让人不安的是,99.5% 的被试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搜索排名是有偏见的——换句话说,他们是受到操纵的。


搜索引擎操控(SEME)所带来这种不可见的影响,确实令人好奇。这意味着,当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面对被操纵过的搜索结果时,完全察觉不出异样。所以,如果你现在谷歌一下『美国总统候选人』,得到的搜索结果可能看起来像随机的,即使感觉结果倾偏向其中一个候选人。就连我自己都不容易察觉到搜索引擎携带的偏见——那些我已经知道带有偏见的搜索排名(因为是我同事预先就准备好的)。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实验结果证明,排名高的结果一旦和候选人偏好联系到一起,就会对那些犹豫的选民产生戏剧化的影响,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人们往往只点击热搜结果。这着实令人害怕:与阙下影响一样,SEME 是不可见的力量; 与阈下影响不同的是,SEME 影响巨大——就像幽灵卡斯帕把你推下楼梯一样。


2015年8月,我们在著名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了一篇详细的报告,记录了我们对搜索引擎操控影响(SEME)进行的前五次实验。我们的发现是重要的,尤其是有关谷歌在搜索方面的绝对统治。谷歌基本垄断了美国网民的搜索引擎,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83% 的美国人使用谷歌进行上网搜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谷歌在大选中青睐某位候选人,其对于悬而未决的选民所施加的影响力可轻易地决定选举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参与我们实验的人来说,只有一次选择机会。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一次大选前的一段时间内——几周或者几个月,他们可能持续不断地在对候选人进行搜索,带有偏好的搜索结果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力可比对我们实验对象要大得多。


其他可能对选举产生影响的宣传方式,诸如——众多的报刊杂志,广播节目和电视网络,这些信息来源都被势均力敌地瓜分了。但是,谷歌不同,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它都没有竞争者,并且人们毫无保留地信任谷歌,理所应当地认为其背后神秘的算法是完全客观且毫无偏颇的。极度的信任加之缺少竞争的环境,将谷歌推向了一个可以对选举造成影响的独特位置。更让人闹心的是,搜索结果排名这生意是毫无监管的,因此,谷歌无论偏爱哪个候选人都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有些法庭甚至赋予谷歌对其搜索结果进行排序的权利,认为这是对自由言论的一种保护。


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偏向过某个候选人呢?2012 年美国大选,谷歌公司连同其高管团队向奥巴马总统赞助了 80 万美元,而对其竞争对手罗姆尼仅仅捐赠了 3 万 7 千美元。在 2015 年,由马里兰大学及其他成员组成的调查小组显示,谷歌的搜索结果一贯地偏向于民主党候选人。那么,谷歌的搜索排名真的是有偏好的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一份 2012 年的内部报告中称,谷歌搜索结果会将谷歌的经济利益置于其竞争对手之上,而在欧盟和和印度也在针对谷歌的这种行为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垄断措施。


在绝大多数的国家里,90% 以上的在线搜索是通过谷歌执行的。这让谷歌公司获得了甚至比在美国本土更强的能力去控制各种选举,这股力量也随着互联网深入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不断增强。在 PNA 的文章中,我和 Robertson 通过计算发现,现在的谷歌能在不被人察觉的情况下操纵全球 25% 的国家大选。实际上,据我们估计,不管谷歌公司的执行官们有没有预谋过,谷歌的搜索排名已经影响了各种大选许多年了,而且这种影响力逐年剧增。因为搜索排名是转瞬即逝的,不会在纸上留下痕迹,也给了谷歌公司事后拒不承认的能力。


它有如此高的能量却又是隐形的,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然而,我们对 SEME 的发现仅仅是冰山一角。


最近调查研究表明,民主党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正在积极地利用各种社交媒体(例如 Twitter、Instagram、Pinterest、Snapchat 以及 Facebook )来获取支持。此时此刻,希拉里在 Twitter 上有 540 万关注者,她的工作人员每小时都会用她的账户发几条新状态。共和党领头羊 Donald Trump , 在 Twitter 上有 590 万关注者,他也在以相同的频率更新着状态。


社交媒体对民主选举的影响会像搜索排名一样严重吗?不会的。 当新技术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中被使用时,它们并不存在威胁。虽然是通过全新的平台,但是,他们实际上在做的事情是和道路旁的广告牌和电视里的广告是一模一样的:你在路的这一边立一块广告牌,我在路的那一边立一块。我也许有更多的资金去树立更多的广告牌,但是,这依然是一个竞争的过程。


如果这些技术被他们的公司不合理的利用,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Robert M Bond 等人在 2012 年《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了一个存在道德伦理争议的实验:在 2010 年选举日当天,Facebook 向它的超过六千万用户发出了去投票的提醒。这个提醒使得三十四万本来没打算去投票的人投了票。哈佛大学国际法学的 Jonathan Zittrain 教授在2014年的 《New Republic》杂志中写到,Facebook 完全可以从他们掌握的大量的用户资料中得知,哪些人是对某党或者某候选人是成支持态度的,只给那些人发送选举提醒消息,从而使本来非常接近的选举翻转,而且这一过程可以完全不被人发现。这些(例如搜索排名的广告)都是暂时性的,通过他们来操纵选举也不会在书面上留下任何的痕迹。


有法律禁止 Facebook 有选择性地向某些用户发送广告吗?当然没有。实际上,定位广告正是 Facebook 挣钱方式。Facebook 正是这样来操作选举吗?没有人知道,但是,在我看来,如果 Facebook 不这样做,那就是愚蠢甚至是不合适的。有些候选人比其他候选人更适合一家公司的利益,而且 Facebook 的高管们肩负着公司股东的信托义务,他们有义务促进公司的利益。


Bond 教授的研究被大大地忽视了,但是,2014年 ,在 PNAS 上发表另一篇关于 Facebook 的实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抗议。在这篇研究中,历时一周,689,000名 Facebook  用户收到新闻推送,这些新闻推送要么包含着过量的积极用语、消极用语,或者两者皆无。接下来,第一组的用户就在他们的日常交流中使用了更加积极的词汇,而第二组用户使用了更加消极的用语。这也表明,一家大型社交媒体公司可以大规模操控人们的「情绪状态」,这是一个让很多人都不安的观点。人们也会对此表示不安:在没有任何参与方明示同意的情况下,大公司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情感操控了。


毫无疑问,Facebook 所掌握的消费资料是庞大的,但是,与谷歌相比,还是苍白多了,谷歌通过60多个观察平台——搜索引擎、Google Adwords、Google Wallet、Google Maps、Google Analytics、Chrome、Google Docs、Android、Youtube 等等,时时刻刻收集着人们的信息。Gmail 用户也大多不在意自己所写的每封信、甚至未发出的草稿——还有他们从 Gamail 与非 Gmail 用户那里收到的信件会被谷歌储存并分析。


如果谷歌意在控制一个选举,那么,它可以识别那些还未做出决定的投票者。然后,它就可以为这些人推送有利于某一个参选者的定制排名。


根据谷歌的隐私政策——每个使用谷歌产品的用户,即使他不清楚自己正在使用谷歌产品,都要同意这个隐私政策——谷歌可以与几乎任何一个人(包括了政府机构)共享从你身上收集来的信息,除了你自己。谷歌的隐私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你的隐私呢,无所谓。


谷歌和「谷歌一起合作的成员(谷歌自己在隐私政策中所写)」会利用从你身上搜集来的信息去干坏事吗?——例如去操控或要挟他人?用户资料中的不准确信息(他们无法自己修改)会限制机遇或者毁掉他们的名声吗?


当然,如果谷歌决定了要去操控选举,它也许会首先从它的庞大的数据库中定位那些尚未作出决定的投票者。然后,它可以日复一日的向这些人发送有利于某一个参选者的定制排名。这样做的好处之一就是,能够让调查员难以发现谷歌操控的存在。


无论是苏联的 KGB,东德 Stasi,亦或是《1984》中的老大哥,极端形式的监视是所有暴君的必要选择,而技术正在让监视与监视数据整合变得比以往更容易。


正如爱德华·斯诺登泄密让人们看清的现实,我们正迅速迈向一个政府和大公司——有时他们会彼此合作——从人们日常生活搜集海量数据的世界,在这个新世界中,鲜有甚至没有限制数据使用方式的法律。当你将数据搜集与控制或操控的欲望结合起来,就有无限可能,但是,或许最让人恐惧的可能性就是 Boulding 曾断言的那样,一个「看不见的独裁统治」也许「正披着民主政府的外衣。」


自从 2015 年初,Roberston 和我将 SEME 研究报告投给 PANS 以来,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复杂的实验,这些实验极大的促进了我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也将展开其他实验。如今,我们能更好理解 SEME 如此强大的原因,以及某种程度上,它又是如何被压制的。


我们也已经知道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搜索引擎所影响的内容远远超过了购物和投票。如今,我们已经有证据表明,最初,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没有想法的,这些人做的每一个决定几乎都受到搜索排名的影响。这些排名对全世界互联网用户的观点,信仰,态度和行为都有影响——人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有或者没有来自公司的蓄意干涉,这一事实正在发生;即使所谓的有机的(organic )搜索过程规律性地生成支持某个观点的结果,接下来,它也有望颠覆那些没有预决观点的百万用户的看法。在近期四分之一实验中,带有偏见的搜索结果改变了 33.9% 的人对水利压裂价值的看法。


或许,更让人不安的是,一小撮人确实表现出这种认知,他们正在观察带有偏见的搜索排名在预计方向上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但是,简单的知晓一个搜索列表是有偏见的,并不能让你免受 SEME 力量的影响。


记住搜索算法正在做什么:回应你的查询,它正从可用的数十亿的网页中挑出一些网页,并且用加密算法排列这些网页。几秒之后,你做出的决定或者你形成的观点——使用最好的牙膏,裂压是否安全,下次旅行你会去哪里,谁会做最好的总统,或者是否全球变暖会成真——都取决于呈现在你面前的短短列表框,你甚至都不知道列表框是如何生成的。


科技已经让对整个人口进行不易察觉、不可追踪的操控成为可能,这些操控已经超越了现有法律规范的统治范围。


与此同时,在幕后,搜索引擎的整合已经静静展开,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使用占主导地位的搜索引擎,甚至当他们人们认为并非如此的时候。因为谷歌是最好的搜索引擎,也由于爬取高速扩张的互联网变得相当昂贵,越来越多的搜索引擎从主要的领头羊那里复刻它们的信息而不是自己生成这些信息。 2015 年 10 月,最近的一次交易,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所披露的,发生在谷歌和雅虎之间。


展望 2016 年 11 月美国总统选举,有迹象清楚表明,谷歌支持希拉里·克林顿。2015 年 4 月,克林顿雇佣了 Stephanie Hannon,她离开谷歌,成为克林顿的首席技术官员,并且,不久之前,Eric Schmidt ,谷歌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建立了一个半机密公司—— The Groundwork——专为把克林顿扶上台。这家公司的成立提醒维基解密的创建者,Julian Assange 将谷歌称为克林顿寻求总统宝座的秘密武器。


现在,我们估计 Hannon 的老朋友,有力量在选举日发动 260 万到 1040 万的选民支持克林顿,不过,没人知道它的发生,也不会留下任何书面记录。他们能帮她赢得任命,当然,初选也会影响那些没主意的选民。摇摆不定的选民一直是赢得选举的关键,而且,从来没有一个更有力,更有效,或者更廉价的方式去动摇这些人,除了 SEME。


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小撮高科技公司——有时会与政府合作——不仅监控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正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控制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言说。围绕我们的技术不只是一个无害的玩具;它也让对整个人口进行难以察觉、不可追踪的操控成为可能——这是史无前例的,也超越了法律规范的统治范围。新的藏匿在背后的说服者们,要比 Vance Packard 设想过的任何事情都更加强大和大胆。如果选择忽视这一现实,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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